思道学刊 第三辑 二零二一年 春
Si Dao Journal No.3 Spring 2021
内容摘要： 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大批俄罗斯难民的涌入，中国东北地区一度成为逃离战争苦难的避难所，许多宗教活动场所也由此而生，这其中包括东正教修道院。本文试图将这段尘封的历史，重新整理展现。我们认为，哈尔滨喀山圣母男子修道院的建立与消失，对人们了解中国东北的宗教文化史，以及中俄两国的社会史、文化史、交往史等，具有一定特殊意义。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世界上的主要宗教都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在这样的发展演进过程中，由于各自的地理环境、民族、语言、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的差异，这些宗教形成了许多自身独有的特征。
一、基督宗教修道院概述
修道院在基督宗教中的历史和影响是一个非常宏大而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篇文章所能够完成的任务。我们只是试图在基督宗教的大背景下观察东正教修道院。
1、基督宗教修道院概述。基督宗教的修道院（英文：Monastery \俄文：Mонастырь），又称隐修院，是信徒脱离俗世专心修道的地方。最初是基督教徒远离城市和人群，以苦行、贞节、贫穷、祈祷、顺服的意愿与行为，甚至以更极端的方式（如自我阉割），来领悟上帝话语的一种生活方式。修道思想史上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犹太教中的艾塞尼派（The Essenes）、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或是一些东方宗教的影响。4世纪时，北非尼罗河畔的安东尼（Antonius）是最早的修道者。随着时代的发展，修道院越来越成为基督宗教对抗世俗化的重要方式，个人隐修被逐渐规范化为集体的修道。修道院不仅是修士们的修道场所，也是培养基督教人才的重要机构，还具有经济生产、社会保障，甚至军事的功能。从6世纪的本笃修道院（the Benedictine monastery）的创立，到10世纪的克吕尼（Cluny）运动，再到12世纪西多（Citeaux）修会的建立，13世纪托钵修会[1]的流行，16世纪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的兴起，修道院在欧洲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非常巨大。比如，新教改革的最重要人物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原本就是奥斯丁修会的修士。时至今日，修道院仍然是天主教会一个重要的传教、学术和慈善机构，也是天主教组织架构中的重要部分。
对于欧洲文明来说，修道院对保存古典文化及发展新的神学所作出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首先，在中世纪初期，蛮族兴起，罗马帝国日衰，城市没落。在这样一片混乱中的欧洲，倚赖城市的存在和发展的希腊罗马文化，难以延继下去。而修道院在中世纪早期长达四、五百年的时间内，保存了希腊罗马文化的精华，为以后欧洲文明之花的再次绽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黑暗时代，它们保持了学问的灯光长明不熄”[2]。其次，随着时代的发展，修道院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角色，适应天主教所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作为基督宗教在欧洲中世纪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的大学，就是随着修道院中神学院的发展而慢慢形成的。此外，近代以来，世界上许多著名的修会组织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耶稣会等，都在中国建有分支机构，成为在华基督宗教的一个重要部分。“到 1949 年，在中国的 27 个外籍修会管理的教区仍然多达 113 个，占当时中国教区总数的 81. 29% 。”[3] 20世纪初，东北地区的天主教修会亦不少，如齐齐哈市的瑞士白冷外方修会、佳木斯市的圣方济嘉布遣修会（Capuchin Franciscan order），吉林市的巴黎外方传教会（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和延吉市的本笃修会（The Benedictines）等等。
2、俄国东正教修道院概述。俄罗斯东正教修道院与西欧天主教修道院在早期有较大的相似性，然而由于文化传统、地理环境、政治模式等的不同，二者后来的发展所产生的差异性还是比较明显的。总体上说，俄罗斯修道院沿袭了希腊正教的修道院理念，致力于保持早期基督宗教的修道院传统。罗马天主教的隐修制度比较关注现实，它们会根据时代条件向修会提出不同的任务。而东正教的修道院传统则与早期的修道没有什么变化，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这样概括它的特点：“东方的更着重于禁欲苦修和沉思默想”[4]。俄罗斯东正教修道院最早出现于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5]，许多非常著名的东正教修道院，至今仍具活力。圣三一谢尔盖修道院、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基辅洞窟修道院、波恰耶夫斯基修道院、奥普提诺修道院等等，都是俄罗斯著名的修道院，尤其是奥普提诺修道院对俄罗斯的许多文学家如果戈理、科米亚科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索洛维耶夫、和托尔斯泰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玛长老这个非凡人物的原型，部分就来源于奥普提诺修道院的圣安布鲁斯。俄罗斯修道院按其修道的主体性别分类，可分为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按照规模和从属关系，可以分成最为著名的4座“大修道院”（лавра），7座由牧首或主教公会直接管辖的“直属修道院”（cтавропигиальный монастырь），与大修道院有着密切联系的“苦修所”（скит），以及在遥远偏僻之地建立的“荒野修道院”（пустынь）。以此来看，俄罗斯修道院属于“苦修所”的一种类型[6]。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修道院得到很大的发展，它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土地和国家的资金支持。它们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从事农业耕作、畜禽养殖、养蜂、以及出版等。一般来说，修道院资金收入主要来自农牧业生产、捐赠、售卖圣像画、蜡烛、灯油、印刷出版物等的收入。1810年，俄罗斯有452座修道院，到1914年，共有修道院1025座[7]。1918年后，修道院的数量开始减少。到21世纪前10年，俄罗斯已恢复了500座左右的修道院。
我们知道，东正教是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源头。自17世纪以来，在中国至少存在过7座东正教修道院。其中，有两座建立于19世纪未，隶属于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它们是北馆的圣母帡幪女子修道院（Покровского женского монастыря в Пекине）和北京西山的举扬十字架修道院（Крестовоэдвиженский скит в горах Сишань к западу от Пекина）[8]。1922年哈尔滨教区有三座修道院，其中一座是位于今天内蒙古三河地区的萨拉聂什圣符拉吉尔修道院[9]，另外两座位于中国东北的哈尔滨市，建立于20世纪20年代，分别是喀山男子修道院（Казанско-Богородицкий мужской монастырь）和弗拉基米尔女子修道院（Богородице-Владимирская женская Обитель）。后者于20世纪30年代分出一部分到上海地区[10]。第七座修道院是1937年7月在大连市夏家河子鞍子山村建成的喀山（卡赞）圣母女子修道院。[11]这七座修道院已于半个多世纪前消逝。在华俄罗斯东正教修道院有三个特点，一是直接服从教区主教的绝对领导，独立性较弱；二是以教内修行为主，基本上没有对中国人传教；三是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社会影响不大。本文将着重介绍修士人数最多、级别最高的的哈尔滨喀山圣母男子修道院。
二、哈尔滨教区喀山圣母男子修道院的历史
在哈尔滨南岗区宣化街与理治街附近有一条名叫“十字街”的街道，它最初的名称为“十字架街”。“十字架街”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当时有一个著名的俄罗斯男修道院坐落在这里。这所修道院就是喀山圣母男子修道院，原址是在新马家沟十字街16号，现在的位置是在南岗区文昌街、宣化街与十字街之间的三角地带。关于这座修道院的具体地点，1930年第2期《天赐食粮》的封面上印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建筑示意图[12]，但现在已无任何当年的痕迹了。
1、建立。1919至1922年，伴随着俄国国内战争，大批俄国难民涌入哈尔滨，其中有不少是神职人员和修士。1921年，在一些神职人员的倡议和大主教梅弗季的祝福下，哈尔滨圣阿列克谢耶夫教堂举行了持续整个圣周(即复活节后第一周)的祈祷活动。这次祈祷活动由尤文纳里修士大司祭主持，他曾是俄国彼尔姆主教区别洛戈尔斯克修道院的修士。这次祈祷活动使许多东正教徒产生了在哈尔滨建造修道院的想法。1922年，尤文纳里修士大司祭主动请缨为建造修道院寻找地段，并得到梅弗季主教的批准。俄国人主导的中东铁路管理局为此规划出松花江十字岛上的一块土地。 修道院的建筑工程由尼丰特修士司祭主持。1923年夏天，人们发现十字岛根本不适合修建修道院，修士们不得不返回哈尔滨，暂时租房度日。恰逢此时，费奥多尔修士司祭抵哈，他向中东铁路管理局申请到了新马家沟贡达季（Гондатти）耶夫卡村旁的一块土地。这块地被中东铁路局规划为修道院专用。1924年春，尤文纳里修士大司祭被任命为哈尔滨喀山圣母男子修道院院长。1924年8月4日，梅弗季主教在修道院的地址上为喀山圣母像祝圣，举行了以喀山圣母像命名的修道院的奠基仪式。1924年12月20日，修道院的新教堂修建完毕。教堂敬拜的圣像有：《喀山圣母大圣像》、两幅经修复后的圣母圣像——《弗拉基米尔圣母圣像》和《焚而不毁之荆》。1925年春天开始修建修道院两层楼高的宿舍，同年10月27日竣工。第二年修士们在教堂顶上修建了宏伟的钟楼。他们还修建了副业楼，包括印书坊、牛圈和家禽圈等[13]。
2、印刷厂。主教梅弗季曾经非常担心大量宗派主义（新教）的书籍在俄罗斯侨民中间流传。1926年底喀山男子修道院开始发行两周一期的宗教道德杂志《天赐食粮》。从1928年开始，这份杂志改为每月发行一期。该杂志的主编由神学家叶甫根尼·尼古拉耶维奇·苏马罗科夫担任[14]。苏马罗科夫曾经担任《兄弟会报》的副主编[15]。1928年8月26日，修道院的印刷坊开始运行，印刷了许多种宗教书籍[16]。后来修道院印刷厂得到大规模扩建，安装了第二套电动印刷机。早期，修道院的出版工作主要是重印1917年前面世的神学书籍，包括圣经、福音书、诗篇、圣徒传记和颂歌集等。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修道院主要出版居住在哈尔滨的作者撰写的书籍[17]，如神学教师尼古拉·保罗维奇·波克罗夫斯基（1878-1946，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Покровский）[18]的书籍。波克罗夫斯基在俄国内战期间移民哈尔滨，曾在哈尔滨任中学校长（后来他在上海的中学任校长，担任过上海俄侨教师协会会长）。在哈尔滨期间，波克罗夫斯基获得了神学教授的称号，并撰写了一批书籍[19]。1935年，修士大司祭尤文纳里获得了哈尔滨教区第二辅理主教的职位[20]，他曾短期在北京和上海服务过，并在1940年5月回到哈尔滨，担任喀山圣母男修道院和三河地区重建的修道院院长。尤文纳里主教也写作了一批书籍[21]。他的另一个贡献是促使很多文学家和诗人与《天赐食粮》杂志合作。其中约瑟夫·约瑟夫维奇·阿夫达什克夫(Иосиф Иосифович Авдашков)（笔名威尔金О.Вергин）(1876-？)在《天赐食粮》上发表了大量的诗[22]。他与《天赐食粮》和《基督之路》合作了十多年，称自己为“教士诗人和社会诗人”。阿夫达什克夫后来在《俄罗斯言论》和《俄罗斯之声》（1936-1937）工作[23]。
除了印刷厂，喀山圣母修道院还有其它一些小型工坊如装订工厂（接受私人订货）、制鞋工厂、成衣铺、钳工木工坊和写生画圣像作坊（接受私人订货）。
3、扩建。由于加入修道院的修士人数激增，修道院不得不婉拒一些申请者。为了接纳更多的修士，1929年修道院扩建了教士住房。修道院从私人手中购得修道院旁边的一块220平方俄丈的土地，为教士们修建了一幢住房。1929年5月，修道院开始修建砖石结构的医院，1931年11月医院竣工，以哈尔滨著名俄侨医生卡泽姆·贝克（Казем-Бек）的名字命名。医院里还开设了药房。在哈尔滨修建这座男修道院非常不易，经历了重重困难。“是的，需要意识到，在这里，在异国他乡建立修道院，整个修道院的生活伴随着物质困难和沉重的悲哀。一直以来，包括现在我们都需要向善良的人们求助。但是这并不容易，因为还有很多人也需要帮助”[24]。1932年松花江大洪水期间，修道院医院为市民提供了大量帮助。在1932-1933年的两年时间里，医院为688名病人提供了14941天病床服务，其中6900天是免费的。医院在其存在的全部时间里，一共接待了956名病人，提供了19710天的病床服务，其中9220天是免费的。修道院医院的门诊部自成立以来，共接待了16364名病人，其中7385名病人是免费的[25]。
1949年以后，修道院中修士的人数越来越少。1950年初，在圣尼古拉大教堂担任看守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热古林，决定去喀山圣母修道院落发为僧，取名安东尼（Антоний）。1957年，他在修道小室（单居房）里重新修复了一幅圣像，这幅圣像表现了一个持剑刽子手来到圣施洗约翰身边的场景。施洗约翰的脸庞充满了光芒，同时也照亮了刽子手的脸。[26]过了几年，安东尼因病去世，他可能是修道院的最后一名修士。修道院于1960年关闭。
三、结语
哈尔滨东正教喀山男子修道院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唯一保留下的就是“十字街”这条街道的名字。对于该修道院的历史，绝大多数的哈尔滨居民并不知晓。除了在地方史志的文字记叙当中，或是在发黄了的印刷纸张当中，人们很难再找寻到修道院的一丝遗迹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传统的修道院除了宗教功能外，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文化教育功能、慈善功能等。由于俄国内战，大量难民流亡到中国东北，这就使得哈尔滨的这座东正教男子修道院的主要功能，就是为难民服务，其历史作用更多地停留在宗教与慈善方面。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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