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三辑 二零二一年 春
Si Dao Journal No.3 Spring 2021
内容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抗击日本法西斯，中国和美国结成了同盟，建立起了密切的中美关系。中美交好固然由很多因素促成，但基督教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美国在华传教士担当中美友好的使者，出生在中国的传教士子女如鲁斯、赛珍珠等在传媒、文字方面激起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而民国政治领袖的基督教信仰又拉近了中美人民之间的距离，这一切都有益于一个密切和健康的中美关系的建立。
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美两国结成同盟，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最终取得了二战的胜利。美国的介入以及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是日本最终战败的关键，这点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然而，在日本军队于1931年入侵中国至1941年底珍珠港海战爆发之间，美国政府并没有公开向日本宣战。在30年代上半期，美国虽然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了谴责，但对日本的制裁和对中国的支持都是有限度的。美国当时对中日间的战争保持一种偏向中国的中立立场，继续出售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质给日本。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美国逐渐加大了对日本的制裁，以及对中国的支持，最终向日本宣战。那么美国是如何改变立场，与中国结成同盟，在东方战场上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的呢？当然，最主要的一点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宣战，迫使美国不得不应战。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促使中美走近、结成同盟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产生了重要作用的因素，这就是基督教。
一
中美关系的发展与美国基督教在华传教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美国传教士的在华传教与美国的对华外交关系是密不可分的。19世纪初，美国基督教的传教士步美国商人的后尘来到中国，成为影响中美外交关系的重要力量。在早期中美签订条约建立外交关系的过程中，传教士参与了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开始显露出影响中美关系的能力。在19世纪美国驻华使团的成员中，有好几位曾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包括伯驾医生、卫三畏等人。20世纪40年代，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曾是一位基督教传教士；21世纪初，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同样曾是一位基督教的分支摩门教的传教士。19世纪时，在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中，来自英国的传教士人数最多。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来华的传教士人数逐渐超过了英国，成为在华的最大传教士群体。在1930年代，大约有3000至5000名来自美国的传教士在华从事传教活动，他们遍布中国各地，成为最了解中国状况的美国人，也是美国社会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许多在华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呼吁美国政府改变对日本的中立立场，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这些传教士在改变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及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传教士的意见直接影响教会会众的意见，教会会众的意见成为美国社会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早在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之前，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就已经开始帮助美国民众建立一种对华友好的心态。当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后，许多传教士把他们的报告寄回美国，登在教会的期刊上；在他们回国休假时，他们则直接向教会的会众表达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的意见被选中，北美基督教国外宣教委员会就会利用其与华盛顿的关系，把在华传教士的观点传递给制订政策的官员们。
从1931年“九一八”事件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在华的美国传教士积极投身于唤醒美国民众的启蒙运动中， 他们以新的活力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传教士的报告中，他们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激起美国民众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他们还报告了日本军队对平民的狂轰滥炸，批评美国向日本出售战争物质。传教士是主张对日本进行物质禁运的最积极倡导者，而物质禁运会沉重地打击日本的军事实力。他们还称赞抗战时期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认为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者；他们也赞许宋美龄领导的新生活运动，认为新生活运动扫除了中国人生活中的陋习，并用基督教清洁、爱国和自我牺牲的美德代替了中国的陋习。
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39位外侨中有21人是美国人，包括14位基督教传教士，他们组成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美国传教士创办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保护了数万名中国难民。担任安全区委员会委员的约翰·马吉牧师不仅参与救助中国难民，而且还拍摄了日本军人屠杀中国人的纪录片，成为日后对日本战犯定罪量刑的重要证据。美国女传教士魏特琳，当时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代理院长，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保护了上万名中国妇孺难民，被人称为“活菩萨”，后人也赞誉她为“中国的女辛德勒”。她在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在日本占领下的南京的情形，并邮寄给该学院在美国纽约校董会的校友。这些资料都成为指控日本屠杀的重要史料和证词。
二
促进中美关系改善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媒体。在当时的美国，乃至世界起着重大影响作用的《时代周刊》杂志与在华传教士有着密切联系。《时代周刊》的创办人亨利R.鲁斯是在华传教士亨利W.鲁斯的儿子。鲁斯家族在促使美国政府和民众对中国的接纳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老鲁斯曾在耶鲁大学积极参与海外宣教运动，并于1897年去中国传教。1919年，老鲁斯成为燕京大学副校长，后来又成为一名中国文化方面的学者。1928年他回到美国，在康州肯尼迪宣教学院担任中国学的教授。老鲁斯立志，他的新使命就是推动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和欣赏，因而，他也就成为一名从中国到美国“传教”的传教士。
小鲁斯于1898年出生在中国山东的登州，并在中国度过他的童年。1912年，小鲁斯离开中国到美国读书。1923年，他与朋友一起创办了《时代周刊》，杂志经营的非常成功。1929年，他的朋友去世后，小鲁斯接手了整个杂志。后来，他又于1930年创办了《财富》杂志，于1936年创办了《生活》杂志。由于小鲁斯掌握的这些杂志都是发行到世界各地、并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他逐渐成为美国媒体王国、乃至世界媒体王国的皇帝 。中国和基督教是小鲁斯从一出生就与他密切关联的两个重要元素，它们造就了小鲁斯的生活，小鲁斯也通过他的杂志用这两个元素塑造了那个时代。小鲁斯一生都对中国非常感兴趣，鲁斯家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美国人中国印象的塑造者。
在抗战期间，《时代周刊》多次以当时中国最高领袖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为封面，为中国的抗战造势。1931年10月26日封面人物是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1933年12月11日，蒋介石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文中的报道称他使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而又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走上了统一；1936年11月19日蒋介石又成为期刊的封面人物，期刊赞扬了蒋介石开展的新生活运动及对日本的抵抗；1938年1月3日的封面是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所配是文字是：（为了抗日）付出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1942年6月1日期刊封面人物是蒋介石，强调“美国的支持使蒋介石意气风发”；1943年3月1日期刊封面人物是宋美龄，指出“没有美国更大的支持，中国只能暂时忍耐”，呼吁加大对中国的支持。
1937年小鲁斯主办的《生活》杂志刊登了日军轰炸上海后一片废墟和混乱中哭叫的小女孩的照片，激起了美国民众的极大愤慨。“拯救悲惨的中国，打击残酷的日本”成为1亿3600万美国人的共同心声。
除了小鲁斯，父母为美国在华传教士的赛珍珠对重塑中国人的形象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赛珍珠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中国度过，在美国念完大学后又回到中国，可以说中国就是她的故乡。1931年赛珍珠出版了小说《大地》，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大地》中，赛珍珠几乎一手将中国人的形象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从“大体负面”改变为“亲切而正面”。
中日战争爆发后，在华传教士的报告，以及鲁斯家族掌握的媒体舆论，无疑引起了美国公众对中国人民一边倒的普遍同情，美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哲学、社会传统和生活的兴趣也与日俱增。 这种友华的社会环境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也对美国政府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促使美国政府制定有利于中国的东亚政策，最终使美国与中国结成同盟共同反抗日本法西斯。
三
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基督教在整个社会、历史、文化、政治中具有绝对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由于教会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力，以及国民中大量基督徒的存在，一个人对基督教的态度如何，或对基督教理念的认同与否，都会成为左右美国公众对其喜恶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抗战期间的国家领袖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都是基督徒，不管我们如何评价他们的信仰与功过，他们的基督徒身份本身就足以增加美国民众对他们的好感，这对中美关系的走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宋美龄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她的父亲宋嘉澍曾留学美国，在美国受洗成为基督徒，回国后在上海开厂印刷圣经，大力支援孙中山革命。她的大姐宋霭龄嫁给了山西富商孔祥熙，二姐宋庆龄嫁给了国父孙中山，他们都是基督徒。孔祥熙早年在通州就读教会学校潞河书院时受洗，后赴美留学，还曾担任过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孙中山曾在美国留学，后在香港读书时于1884年受洗，并热心宣教。蒋介石在与宋美龄相识后，在宋家的要求和督促下，于1930年10月23日在上海受洗，也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当时为蒋介石施洗的是上海基督教穆尔堂的牧师江长川。宋美龄曾在美国麻州的卫斯理女子学院读书，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她是基督教美以美会的信徒。宋美龄的这些身份和经历大大拉近了她与美国公众的距离，也使她在美国民众中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在抗战期间宋美龄成为美国大众中最受欢迎和最熟悉的人物之一。
1941年底，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美国立即对日宣战，并与中国在太平洋战场结成抗日同盟。194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邀请中国最高领袖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访问美国，在美国掀起一股中国旋风。宋美龄在美国和加拿大国会的演讲中，宣传中国抗战，呼吁国际支援，成功地博得了美国朝野和广大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当时美国最主要的报纸，如《纽约时报》、《芝加哥先驱报》、《旧金山观察报》和《洛杉矶时报》等都用大量的篇幅报道她的来访。一时间，宋美龄成了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的代言人、著名外交家，由此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全球十大最受欢迎的女性之一。“夫人外交”即在此时落下美名。宋美龄外交努力的直接成果，就是帮助美、英等国公众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抗战事业，使他们重视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促进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政府的对华援助。这对困苦中的中国抗战是大有裨益的。
宋庆龄的访问不仅再次唤醒了美国公众对中国战时困境的同情和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支持，并且也向美国人民展现了中国人新的形象。通过对中国的不断了解，美国媒体逐渐修正了他们对中国人的负面印象，并开始将中国人民视为战争英雄。
四
由于以上这些基督教的因素，加上其它因素，美国政府在日本1931年发动918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就站在中国一方，谴责日本的侵略行经，拒绝承认满洲国，并对日本实施了有限制裁。由于当时美国民意不赞成卷入东亚战争，同时众多官员认为美国的在华利益无足轻重，加上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现状，美国没有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全面侵华，导致美国民意发生逆转，美国开始挑战日本。罗斯福总统于7月7日当天宣布美国的《中立法》不适用中国。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信贷和租借法案项目向中国提供战争物质，另一方面逐渐加强对日本的贸易制裁。1939年7月美国通知日本终止美日贸易条约，1940年美国开始对日实行部分禁运，包括石油，钢铁等战略物资，1941年7月又对日实行全面禁运，并进一步冻结日本资产。由于百分之八十的日本石油依赖从美国进口，美国的禁运给日本的侵华战争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这也导致日本把美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于1941年偷袭珍珠港，公开向美国宣战。
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在道义、财政、军事及军用物资方面给予了一定的援助。1938年12月，美国向中国政府提供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这是美国走向援华的第一步。1940年3月30日，就在汪精卫政权宣告成立的当天，美国政府率先发表不予承认的严正声明，并宣布再次向中国政府提供2000万美元的贷款。此后，美国又多次向中国提供贷款。1941年 5月6日美国宣布“租借法”适用于中国。从1941年8月起，美国志愿人员组成航空“飞虎队”在华参加对日作战。1941年底中美结盟后，美国加大了对华援助的数额。1942年2月，美国给中国巨额贷款5亿美元，超过了1937年到1941年7月贷款总额的两倍，而且未规定利率、偿还期、担保及借款用途。美国还加大了对中国租借物资的援助。根据1942年6月双方签订的《中美租借协定》，中国可以无偿获取美国大宗军事援助。据美方统计，战时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为8.46亿美元，其中除2000万美元须偿还外，其余都是无偿赠予。
正是由于美国对中国的支持、中美抗战同盟的建立，中国才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战中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以及基督教对这一关系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思索今日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要考虑到关系到国家利益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安全方面的因素，也要对影响民意的文化、信仰、价值观等方面的因素予以充分的了解、研究和重视。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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