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道学刊 第三辑 二零二一年 春
Si Dao Journal No.3 Spring 2021
内容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基督教的处境发生极大变化。在文化叙事上，与“基督教”相关的生命理念、人生目标都是荒谬的，文艺作品中的基督徒形象，不是反面人物，就是需要被改造的、被欺骗者或受害者的形象。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地狱与天堂》和话剧《血，总是热的》等作品就反映了这一现象。但即便如此，仍然有像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这样的文学作品在较为深刻地谈论上帝及信仰真神的问题。而“朦胧诗人”代表之一舒婷，其最初的写作资源，有许多来自于基督教。1950至1980年代初，文艺作品中与基督教相关的信息，值得深究。
一
新中国成立后，政权更迭，基督教的处境发生极大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新政权要求基督教各个宗派的团体都要与“帝国主义”切断联系。在文化叙事上，与“基督教”相关的生命理念、人生目标都是荒谬的，文艺作品中的基督徒人物形象，不是反面人物就是需要被改造的被欺骗者或受害者的形象。王蒙（1934年生）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及同名电影就反映了这一现象。
《青春万岁》动笔于1953年，小说的部分章节于1957年在《文汇报》、《北京日报》上发表，同年，反右斗争开始，《青春万岁》的出版事宜被冻结。1979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正式出版。198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女导演黄蜀芹将《青春万岁》搬上银幕，该片由任冶湘、张闽、梁彦和施天音等主演，在苏联塔什干国际电影节上获纪念奖。小说叙述了1952年、这个即将进入1953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伟大时代”，北京女七中高三甲班的几位女生的青春岁月。杨蔷云是班干部，善良热情，又显得单纯、急躁。她思想敏锐，言辞直率锋利，爱好幻想，颇有浪漫主义气息。郑波是高三甲班学生，团分支书记，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一个政治上成熟、性格坚强沉稳，富有毅力和韧性，内心又善良温柔的优秀青年。解放前，还在上初中一年级时，他就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组织，1952年入党。在面对报社编辑田林的爱情之时，郑波的选择是拒绝，不是不爱，而是“……我还是个孩子，面对伟大的时代，我是这样的贫乏、可怜，对社会，我什么义务也没有尽到，哪还有权利谈别的呢？因此，这是不可能。原谅我！生活用宽大、坚实的翅膀，她永远会温暖着你和我……”（郑波给田林的信）。骄傲、集体意识淡泊的李春，最后在杨蔷云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在演讲中诚挚地呼吁：“我们这一代人，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者，难道还有比这更幸福的吗？”
苏宁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在新时代苏小姐内心消沉、常常看“鬼恋”这样的小说来消遣。杨蔷云一直在热心地帮助她，希望她能走出她那个家庭的氛围、进入那个“伟大的时代”。她在杨蔷云、郑波的帮助下勇敢地揭发了父亲的不法行为。在电影中，突出了她内心痛苦的缘由乃是曾经遭受做过国民党军官的姐夫的性侵。杨蔷云知道后安慰苏宁：“我们仇恨他们，那些坏蛋、魔鬼、旧社会……过去的事情，就像被狗咬了一口，被蝎子蛰了一下，就像做了一场噩梦……”苏宁担心“将来人家不会喜欢我了”，杨蔷云安慰她：“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喜欢呢？咱们俩相互喜欢好了……”
呼玛丽（电影中由施天音饰演）无疑是小说中最为特别的形象。呼玛丽自小失去父母，在天主教会“仁慈堂”长大，精神和肉体受到帝国主义“慈善事业的双重奴役”，受尽折磨，却中毒很深。她笃信宗教，幻想在虚妄的天国中寻找灵魂的安慰。在郑波和老师、同学们的帮助下，她经历了缓慢而痛苦的转变过程，终于觉醒。电影几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初次和同学们见面时，呼玛丽羞涩地将胸口的十字架藏入领口内；面对团委组织的活动，呼玛丽不愿意参加，当被问及原因时，她说“我有信仰……”在迎接1953年到来的元旦之夜，同学们在为新年的到来狂欢，而呼玛丽一个人在寂静的教堂里祷告，那个画面非常意味深长。她是那个时代不合时宜的人，需要被改造的人，可以想像她内心的挣扎。
电影的结尾也非常有戏剧性，班级的最后一次团委活动，在时间上与呼玛丽要去做弥撒冲突了。呼玛丽做完弥撒，“勇敢地”离开了教堂，奔向班级开往城外的汽车，和集体汇合。呼玛丽向集体奔跑的身影；同学们给她预备的新的裙子，覆盖了她平时常穿的衣服；迎风飘扬的团旗，——这一切似乎象征着一种胜利：一种新的理想对十字架的胜利。在苏宁痛苦迷茫的时间，呼玛丽带她去了教堂。苏宁之后多次去教堂，这件事被一直热情地关怀她的杨蔷云知道后，杨蔷云非常愤怒、失望。而在影片的最后，苏宁成为合唱团的指挥，在团委活动的汽车上，她由衷地对呼玛丽说：“我好像有了信仰……”，呼玛丽问：“是什么？”，苏宁回答说：“我也说不清楚，可它又实实在在地在我心里……”
《青春万岁》本是讴歌新时代的到来与新中国的青年，鼓励人们投身于祖国建设之中。“教会”的思想，在作品中是被清算的对象。作品中一直有一条线索在叙述“信仰”、“罪”、“魔鬼”、“弥撒”和“教堂”等与基督教相关的问题，在新时期的文艺中，此种宗教色彩，难得一见。特别是从电影来看，新时代的理想与基督教的观念之冲突，似乎是一个主线；而主人公方面，本不是女一号的呼玛丽，更是给人印象深刻。[1]
二
建国后“十七年”（1949－1976）一直至1980年代初，由于特殊的政治语境，基督教话题是文学中的禁忌，但即便如此，仍然有文学作品在谈论上帝及信仰上帝的问题，有的作品谈到“耶和华”、谈到对救恩的渴慕，在新时期的文学中，实在是难得一见。
在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原载《十月》1981年第1期）中，叙述者“我”（李淮平）曾经是一位红卫兵的小头目。小说中有这样的情景——被“我”伤害过的楚轩吾老夫妇送南珊姐弟下乡，“我”在知青下乡即将出发的火车上偷听到他们的谈话：
（南珊）“我还应该感谢一个不可知的力量。是他在我完全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样子的时候，使我变成了今天的样子。这使我非常感激。这力量是伟大而神秘的……”
“我的孩子。你是在赞美耶和华吗？”
“是的，耶和华。我深深地爱他。”
南珊在突然之间向爷爷披露了隐藏在自己心底深处的秘密。这秘密使楚轩吾和他的夫人对外孙女的性情恍然大悟，而我也早已惊呆了。
南珊说的是上帝，上帝啊！基督教，这是些多么复杂的概念。耶和华，这是个多么虚幻的神灵！我怎么能想象，南珊竟然竟会向他去寻找心灵的寄托。……是他创造了她，还是她创造了他，她从此再也不会和任何人去纠辩清楚这混乱的因果，就象人类在上万年的宗教中从来也没有讲清楚过一样。[2]
这个作品引起了当时文坛的争论。但作为小说，其在故事、人物命运、对生命与历史的思想等方面，很有感染力。有的读者几乎流泪读完。当代中国小说，很少有如此内在的、宏大的、深刻的生命感慨，这一切，当然是因为这部小说思想到人类精神史上一个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命题——“上帝”。
稍后的一部话剧《血，总是热的》（北京电影制片厂1983年拍出同名电影）同样令人深思。丝绸厂女工宋巧珍在母亲卧病在床、工厂任务、情感挫折的多重困境下，接受了邻居张大妈（一位天主教徒）的帮助（“我们都是天主的孩子”），也戴上了十字架，但她马上遭到车间主任的严厉责难，在众目睽睽之下，车间主任在训斥中拿掉了她的团徽，厂长也问她是否只是戴着玩玩？但巧珍缄默不语，后来人们发现，她一直佩戴着十字架。在团徽和十字架之间，在人是阶级斗争的人和人皆是兄弟姐妹（同为神的儿女）的观念之间，巧珍坚定地选择了后者。这个作品也质疑了一个问题：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洪流中，“劳动”本身可以安慰我们吗？当人陷入根本的困境，谁是真正的帮助？这个作品同样涉及到人类心灵史上一个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命题——“上帝”。
同时期值得关注的涉及到基督教信仰在特殊时代的思想冲突的作品还有小说《地狱与天堂》[3] （《芙蓉》，1980年第04期）。
三
《致橡树》（1977年3月27日）、《惠安女子》（1981年4月）和《神女峰》（1981年6月）是“朦胧诗人”舒婷最著名的作品。但很多人都将长诗《会唱歌的鸢尾花》看作舒婷诗歌创作的一个分界线，也是一个转折点：从浪漫派到现代派。以这首诗为名的诗集于1982年出版。但令人惊讶的是，正值创作高峰的诗人之后便是三年时间的搁笔，按照评论界的观点，所谓“分界线”，所谓此后便有“更鲜明的现代倾向”三年的蛰伏期[4]，所谓的“转向现代”[5]，一切都似乎是诗人主动选择的结果。其实这里边绝不仅仅是诗歌的问题，还有关乎诗人个体生存真实表达的问题——既有的诗歌写作不能真实表达人的内心。人需要更大的安慰：
等等？那是什么？什么声响
唤醒我血管里猩红的节拍
当我晕眩的时候
永远清醒的大海啊
那是什么？谁的意志
使我肉体和灵魂的眼睛一齐睁开
你要每天背起十字架
跟我来
（《会唱歌的鸢尾花·七》，1981年10月28日）
整首《会唱歌的鸢尾花》的情感是非常矛盾的。诗人开篇就表达了一种女性的对爱情的渴望：“在你的胸前/我已变成会唱歌的鸢尾花/你呼吸的轻风吹动我/在一片丁当响的月光下//用你宽宽的手掌/暂时/覆盖我吧”。我们的爱情是幸福且自由的：“当我们悄悄对视/灵魂像一片画展中的田野/一涡儿一涡儿阳光/吸引我们向更深处走去/寂静、充实、和谐//就这样握着手坐在黑暗/听任那古老而又年轻的声音/在我们心中穿来穿去/即使有个帝王前来敲门/你也不必搭理//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爱只能是“暂时”的？又“但是”什么？为什么人生有此转折？诗人只能将这种截断私人幸福的力量称为莫名的“意志”力：“那是什么？谁的意志/使我肉体和灵魂的眼睛一起睁开/‘你要每天背起十字架/跟我来’”。
其实，在《会唱歌的鸢尾花》之前，舒婷在一年前所写的另一首诗——《在诗歌的十字架上——献给我的北方妈妈》（1980年10月）里面，诗人已经将个体心灵的矛盾、分裂感描述得非常真实、感人——
我钉在
我的诗歌的十字架上
为了完成一篇寓言
为了服从一个理想
天空，河流与山峦
选择了我，要我承担
我所不能胜任的牺牲
于是，我把心
高高举在手中
那被痛苦与幸福
千百次洞穿的心呵
那因愤怒与渴望
无限地扩张与缩紧的心呵
那为自由与骄傲
打磨得红宝石般透明的心呵
在各种角度的目光投射下
发出了虹一样的光芒
可是我累了，妈妈
把你的手
搁在我燃烧的额上
我献出了
我的忧伤的花朵
尽管他被轻蔑，踩成一片泥泞
我献出了
我最初的天真
虽然它被亵渎，罩着怀疑的阴云
我纯洁而又腼腆地伸出双手
恳求所有离去的人
都回转过身
我不掩饰我的软弱
就连我的黑发的摆动
也成了世界的一部分
红房子，老榕树，海湾上的渔灯
在我的眼睛里变成了文字
文字产生了声音
波浪般向四周涌去
为了感动
至今尚未感动的心灵
可是我累了，妈妈
把你的手
搁在我燃烧的额上
阳光爱抚我
流泻在我瘦削的肩膀
风雨剥蚀我
改变我稚拙的脸庞
我钉在
我的诗歌的十字架上
任合唱式的欢呼
星雨一般落在我的身旁
任天缱似的神鹰
天天啄食我的五脏
我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
那篇寓言
那个理想
即使就这样我成了一尊化石
那被我的歌声
所祝福过的生命
将叩开一扇一扇紧闭的百叶窗
茑萝花依然攀缘
开放
虽然我累了，妈妈
帮助我
立在阵线的最前方
“我累了”、谁能真正安慰“我”？这是舒婷诗歌中最恸人的部分。舒婷曾在多首诗歌里表现出她对《圣经》的熟悉。在她创作于1975年8月的那首《呵，母亲》里，诗人就借耶稣在背十字架前遭士兵戏弄、被戴上荆棘的王冠的故事来表达自己的当下处境：“为了一根刺我曾经向你哭喊，/如今戴着荆冠，我不敢，/一声也不敢呻吟。”[6]另外还有《复活》,此诗1984年12月写于北京。诗中这样表达诗人对基督教教义之核心——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理解：“上十字架的亚瑟/走下来已成为耶稣，但是/两千年只有一次”。《最后的挽歌》一诗的开头，她引用了《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因为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信有上帝，并且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些文字都透露出舒婷对耶稣受难与复活、十字架、上帝之信实等基督教文化的精神核心相当熟悉。这一心灵倾向对于舒婷创作的（潜在）影响很少有人提及[7]。可以说，舒婷的写作环境一方面是当时稍微解禁的政治空气，人可以发出真正的心灵之声；但另一方面，更深的资源在于她所受的基督教信仰之影响。带着从基督教而来的思虑，她写作出了比同时代人更深刻的诗歌。
四
20世纪90年代初期，刘小枫先生在一篇谈论“‘文化’基督徒现象”的文章里写道：“自本世纪中叶以来，基督教的合法传言活动在大陆实际中断，无神论意识形态取得了实质性的社会法权，以至于基督教的信仰和社会生活只会引起人们的政治警觉意识。然而，近十年来，社会层面对基督教的政治警觉意识至少在城市区域有明显减弱，基督教的认信在已成为社会基础意识的无神论语境中自发漫生。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文化知识界中出现了宗教意向和对基督信仰的兴趣。这一精神意识之趋向在文学、艺术、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中，尽管实际上不仅丝毫不具普遍性，而且显得脆弱孤单，但确有增长的趋势……”[8] 。应当说这一描述是真实的，仅就文学界而言，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一版）、《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4月第一版）等著作、先锋小说家北村认信基督之后的小说、年轻的批评家谢有顺的小说批评……
一批与基督信仰有关的文化/文学文本在国内学界开始产生影响，许多在大陆教育体制中的1960、1970年代出生的人其思想受到极大冲击，开始认真对待基督教的思想资源[9]。也是在基督教的思想与美学的參照下，1990年代中后期，诗人刘光耀先生在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中宣告“中国文学的终结”：“中国文学是空间文学。中国文学的终极是空间物。道家的道、儒家的天、禅宗的佛是中国文学之终极的三种物化形态”，由于“存在物不是终极”，“以物为终极”的中国文学已“深陷于一片意义的真空”，走上了“终结之途”。刘光耀先生也指出，“走向终结”的中国文学，其重生之途在“走向终极”，“走向终极就要走向上帝”[10] 。虽然刘光耀先生的行文与观念极有个人性，但也道明了一个事实：中国文学当中，在孕育新的文学特质。当代中国的“基督教文学”正在萌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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