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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市新兴教会的教会观

朱寻道

本文所谈论的“城市新兴教会”,是指在中国八九民主运动之后城市中由青年信徒自发组织的、大学生团契转型而成的,或由海内外宣教士开拓的,以及包括较早兴起的城市教会藉着植堂等方式建立起来的教会。这种类型的教会的事实依据、缘起背景、主要特征及其类型归属等问题我在专文中已有论及,在此,笔者主要集中探讨她的教会观。什么是教会观?就是基督徒从圣经启示做出发点,对教会真理的理解所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与价值判断;一般而言,也就是系统神学上所说的教会论。但教会论与教会观的侧重点不同,教会论是以圣经为本来建构一套对教会系统性认识的真理,而教会观是基于对教会论的一种理解而产生的具有价值判断性的观点。本文所探讨的城市新兴教会的教会观,是指这个新兴的群体对教会真理产生一种与已往有所不同的特殊认识,但却是回归两千年来大公教会对教会观的主流认识,就是强调教会究竟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1];而不是强调教会应该有什么与做什么。这无疑是令人欣慰的,城市新兴教会能在刘小枫所倡导的文化基督徒现象与中国传统教会的个人主义教会观的境况中脱颖而出,从而对教会观做出本体性的理解与深入的体认,这是难能可贵的。也见证了神自己在中国行的一件新事,正如赛48:3 所说:“我(耶和华)忽然行作,事就成就”。以下我们来具体探讨中国城市新兴教会所经历的三种教会观,即文化基督徒的教会观、中国传统的教会观与本体性的教会观。

一、文化基督徒的教会观

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六四”以后对基督教的思想颇有好感,其中有许多受过刘小枫的影响;接着在各大学中也渐渐兴起一股基督教学术研究的热潮。不久,有学者称刘小枫这群人以及大学中的基督教研究者为“文化基督徒”。后来以刘小枫为主的这个群体对这种身份产生了某种偏爱,甚至他刻意在中国基督教学术研究界主动的、积极的推动这一种时髦的身份。他在《这一代人的怕与爱》[2]一书中表明文化基督徒,并不是研究基督教而不信基督学者,而是经历过个体信仰转变的知识-文化人。他更认为:文化基督徒的主要标志是认信基督,但不受洗礼或归属某一教会,它超越教会或教派之上。游冠辉弟兄对刘小枫的这一理解的形成总结如下:“为什么传统背景各异的神学家,刘小枫却能热情拥抱,汉斯昆的普世神学、巴特对上帝与宗教(甚至基督教)的区别、朋霍费尔的宗教性观念、拉纳的‘匿名基督教’、微依的拒绝受洗和加入教会,他们似乎都隐含在刘小枫所谓‘文化基督徒’的观念里。”后来,刘小枫将此观念继续发展,在论到基督教信仰的现代性现象时,他说:“教义学转向信仰理论之后不再代表某个教会宗派或教牧的认信,只代表阐述这一信仰学说的神学者个人的认信,信仰理论是个体化的、自由的思想,是个体性认信表达[3]。”可见,在他看来,信仰的探索,并非教会的专利,神学的思考,并非基督徒群体的结晶。这一些思想藉着他的文章与他所编辑的图书出版,影响了许多的当代知识分子,我的好几位朋友就曾受过误导,无论如何都不肯接受洗礼,委身教会。

温伟耀对此现象持有相当中肯的评论:“文化基督徒现象争论,意味着近十年以来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对基督宗教的兴起和研究,却着实在基督宗教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标志出一种独特的现象,也引发出一些更深层的神学问题。因为‘文化基督徒’作为教会建制外的神学家,是西方教会历史从未出现过的现象[4]。”温伟耀将目前大陆研究基督宗教的学者分为三个类别:其一,以旁观者心态去进行基督宗教研究的学人;其二,具有基督认信走向,基督宗教经验情怀的神学研究的学人;其三,具有‘对话性’的基督宗教经验的神学研究的学人[5]。”查常平博士见证说:“国内大学文革之后的基督教研究学者经历了三代人,但到了第三代的现在,大多数基督教研究者都成为基督徒”。为此我们感恩,可是在我有限的观察中发现,第三代被称之为基督徒的学人里头还可以分为二类:其一,是委身于教会,过基督徒群体生活的学人;其二,是还未委身于教会,只着重个体与神关系的学人。对于第二类型的学者,诚如唐崇怀老师挑战性地说:“你是面对基督教还是面对基督”?[6]如果一个人真正经历了面对基督这个又真又活的信仰后,就一定会顺服神的话语,排除当下各种处境性困难,过教会生活;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弗1:23);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藉著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弗5:25-27)。刘同苏也认为这实质上是从文化基督徒到生命基督徒过程,一个不活在基督身体——教会里的人,还不是一个活在基督里面的人。

二、中国教会传统的教会观

1、部分家庭教会对教会的认识

在中国教会1900-1949年的本色化运动过程[7]中,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敬虔派的教会观,这种教会观特别强调每个个体与神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使人有一个重生的生命,宋尚节、王明道、倪柝声[8]都大力在当时教会里倡导这些教训。为此,他们又具体强调:每一位弟兄姐妹必须接受耶稣作我们个人的救主与生命的主;甚至提倡承继熙笃会的一个良好传统,“上帝没有孙子,只有儿子”。[9]

但这种教会观侧重于个人的得救,个人的生命成长,很容易会忽略教会的组织性,甚至视教会的行政组织为个人灵命的拦阻。七、八年前还听说:温州平阳县的一些小群教会讲道人没有事先安排,学习昔日的哥林多教会单凭感动起来讲道。所以,我们把这种教会观叫做以自愿性为基础的非正式的圣徒团契;其最早是受英国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影响[10],于是他们明确的反对教会有形的组织制度,反对牧职的设立,却并不去深入分析英国教会当时的背景,圣公会成为国都后,教会制度迅速官僚化,腐败现象四处丛生,当时一些真心爱主的弟兄姐妹开始复兴起来,对圣公会制度的一种极端反弹,创立了莫拉维亚弟兄会。他们相当强调圣灵在教会里的直接工作与自由运行,谁也料不到这种模式会影响中国时间之长,地域之广,教会之多,令人惊奇。事实上,这种教会观正如梁家麟所言,犯了‘双重还原主义’[11]的错误,他们不但主张要回归圣经,而且进一步主张回归使徒时期的灵感模式(林前14:26-33)。

这种教会观,在1950年后随着全能政治对中国教会的迫害,深入到地下教会弟兄姐妹的骨髓里头。从此在特定的环境中,他们互相引用主耶稣的话:“你们若有两三人同心合意的奉我的名祷告,我就在你们中间。”使得在艰难的岁月里,仍然维持着信仰生活;1979年以来信仰稍稍获得自由后,中国的家庭教会开始慢慢壮大,但如何建造教会,则无从着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涌现了所谓河南、安徽家庭教会大复兴,我们经常惊讶地听到的是方城团契的五百万信徒,中华福音团契的五百万信徒,阜阳团契的三百万信徒,但不到十五年,在社会快速城市化的浪潮下,这些教会一个一个不知去向,似乎突然销声匿迹[12]。我们不禁会问,中国传统家庭教会的衰落与对教会观的认识的肤浅与偏差是否有密切关系!?

2、三自名下的教会对教会的认识

由于中国独特政治环境,在1949年之后,中国教会在本地经历了三自爱国运动、反右运动和文革运动的三次大的挑战,中国教会还是生存下来了。随着文革结束后的教产回归不久,三自会也重出江湖,将能够回归的教堂都纳入自己的管理系统,将三自转化为三好[13]。从此三自教会的称呼,不胫而走。可是,我们不禁要问,三自是教会吗?囚焱牧师回应的好,三自不是教会,他只是一个所谓‘基督徒发起的爱国运动’,具有类似文革时期的革命委员会这种机构的性质,后来变成了各地基层的教会的临时领导,一直到现在,后来八十年代成立的‘基督教协会’想加强教会性,目的是使三自教会的领导作用更加合理化,被人信服。协会本来的目的是要向联合教会过渡,可惜到现在还在过渡,而实质上协会只是三自的另一个称呼,想牢笼一些无知的信徒与教会领袖而已。所以囚焱弟兄建议不要称呼三自教会,而比较准确的称呼是三自会名下的教会[14]。这些教会大多数是忠于主,而不是政府,虽有少数教会的负责人是信奉政府的,但我们总不能像林刚弟兄那样给他们一顶帽子,名曰‘大淫妇’、‘假教会’[15]。余拙弟兄从神国度的视角就三自与家庭的未来指出:

特别是城市教会,所呈现的是四分五裂的局面。即使今天大部分的三自教会已不接受三自官方的神学,传统认信教会仍然不能忘记三自在50年代对他们的逼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将所有三自教会都定性为‘巴比伦教会’。我们固然要坚持真理,但同时我们也要用爱心来接纳。虽然目前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仍然有张力,但随着老三自的领袖以及上一代家庭教会领袖的逐渐凋零,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之间的历史包袱会逐渐减轻。[16]

然后他又说:“若现在不开始关心注意,将因为中国教会没有彼此相爱与合而为一的见证,不但神的荣耀受亏损,普世宣教工作也会因此受拦阻(约翰福音17章)”。[17]

为此,梁家麟在《三自与中国教会的组织建设》[18]一文中客观的分析了现阶段三自会对教会论、教会制度建设的探讨,他在某些方面相当欣赏王艾明老师的看法。王艾明在《论教会的权威性》[19]一文代表性的介绍了现行三自教会的离心现象,以及如何凝聚偌大的中国教会,苦苦寻找出路与策略,并提出了主教制,走中央集权管理模式,加强中国的教会性;还是让人感到一种自上而下的教会官僚体制的建立,而不是自下而上,堂点自治的有效引导与加强圣徒团契、提升牧养素质的运作方式,未免给人一种空洞的教会观的印象。在这一点上,西安新兴城市教会的董建林弟兄对主教制的提法与其不谋而合,这种基于运作性做出发点的教会观,本质上还是个人主义的教会观,不论她外在如何命名,教会如何组织。

三、本体性的教会观

教会究竟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松散团契,还是一个有着某种秩序与结构,上帝拣选的群体,更深入的问题是教会作为一个群体,是以其中的特殊个体,也就是重生的个体为其前提,还是其本质上的群体性是其中个体的前提?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对教会本质或本体的理解。这一种理解不是一种描述性的,乃是一种哲学性的、思辨性的。诚如神学家埃里克森(Millard j.Erickson)所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发展教会教义的企图形成阻拦。二十世纪普遍是嫌恶哲学的,尤其是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人们对一些事务的理论性质的兴趣,远比对其具体的历史性呈现来的低落。因此,多半的现代神学对教会的本质的思考兴趣缺缺。

1、从历史性的角度看教会

在此,我们先来看福州改革宗教会的林刚长老对教会论的思考,他在一系列思考教会观文章的其中一篇《教会与我何干》中说:

教会是由个别重生得救的信徒的构成的整体,教会的存在是由个别导入而整体体现,得救之后的生命本能不是一个我,乃是合我,不是利己,乃是舍己,成长中的信徒需要在合一中摒除自我,需要在群体的磨合中成长,在灵命的共通性寻求自己的独特性,对教会而言,没有一个见证会大得过合一的见证,也没有一个攻击会大得过撒但对合一的攻击,当然,也没有一个困难会大得过合一的困难。[20]

在同一文中他又说:“教会整体性(灵宫)的建造是他救赎个别人‘活石’的目的,重生的人的新生命是拥有独特性的合一生命,基督教会是合一的整体,这种合一是生命性,是在灵的本质中的,教会是单数,也是复数,就如造她的神一样,教会的整体合一并不吞没这个独特性。”[21]从以上的见解中我们可以归纳说:这种教会观的理解是从历史的、现实的角度作出发点,从而认为教会是由个别重生为前提的信徒构成的整体;而不是从整体优先的角度,就是上帝对教会永恒的拣选为其思考前提,这一点可能与林刚在《真教会的本质构成》[22]一文对彼前1:2的诠释有关,对于他来说,彼前1:2是上帝于历史中对基督徒的个体拣选,而导入了整体性的教会。虽然他也强调了重生个体对教会整体观念很重要,然而他基本上是功能性,甚至是实用性的理解,却并没有涉及到对教会本质性的抽象思考。

2、从永恒性的角度看教会

身为人大教授兼教会长老的孙毅对这一本质性思考的问题在其《对教会社群性的思考》一文中有比较深入的探讨,他从‘对教会(ekklesia)’的词源学考察入手,另外从三个角度阐释了教会整体的优先性:其一,圣约决定了教会的社群性;其二,救赎的最终旨意决定了教会的社群性;其三,上帝的本性决定了教会社群性;之后他结论说:

在对这种教会社群性的基础的考察中,我们看到教会的群体性是更为基本的,并不以其中个体的特殊性为其前提,教会不是一个由某些特殊的人(重生得救的人)构成的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并由这些特殊的人决定了这种联合体的关系特征,教会作为一个具有其自身特征的整体,有着一个整体性的结构关系,而这种结构关系并不是完全由其中的个体决定的,圣经中所使用的比喻,如国度、身体、圣殿,特别是后两者中表现出来的整体结构,正是对这种整体结构性关系的最好说明。[23]

我非常赞同以上的观点,从薛华在《前车可鉴》[24]一书中的观点来解读:这种教会观的理解无疑是回到中世纪,对共相与殊相的思考,甚至回到希腊哲学对理念形成的探讨。无疑,从本体性角度来说,教会是先在的,这群体起源于上帝在永恒中的拣选,正如彼前2:9所说:“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然后,才提出上帝计划在历史中的实施,于是就使凡预定得永生的人被召出来走在一起成为有形教会;这个有形教会乃是无形教会的具体表现。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无形教会在先,有形的教会在后;宇宙性的教会在先,地方性的教会在后;天上得胜的教会在先,地上战争的教会在后;教会的有机性生命体在先,教会的无机性组织在后。显然,这里的先后关系并不是时间上,乃是逻辑上的。正如我们常常谈论:这世界上先有人,还是先有路。对于鲁迅来说:这世界本没有路,只因为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他的思想更靠近亚里士多德;但对于柏拉图来说:这世界本先有路,然后人才会去走,这是因为造物主在造人的时候,就将路的观念或称理念,放在人的思想里头。可见,我们不知不觉回到了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了,现在请唐崇怀博士帮助我们和解,他说:“对柏拉图来说:理念是先存的,对亚里士多德而言,理念是后天的,但对我们而言,这两者都无形在纯理性的本质中凑合了[25]。”

3、从圣经启示的角度看教会

这么说来,我们似乎消解了以上苦思冥想的话题,其实不是,我们最终的结论并不是逻辑上的争辩,而是要落实在对上帝主权的绝对启示应有的顺服,又如唐崇怀博士所说:本体性的问题不是逻辑性的问题,所以我们最终不是用逻辑的方法、哲学的思辨来处理这一些问题[26];(虽然这种思维过程也是相当有意义的,尤其是对于逻辑思维的训练),我们却是回到本体层面,用信仰作出发点来回应上帝的启示,诚如上帝的仆人所说:“主啊,请说,仆人敬听”。在这一种诚恳的、敬虔的心态中,我们宣告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弗1:23)。“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藉著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弗3:9-11);“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 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著圣灵居住的所在”(弗2:19-22)。“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藉著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弗5:26-28)。圣经更指出教会将所有的阶级消解了,因为我们本就是出于一、合于一,最后归于一。使徒保罗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 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3:26-28)。

为此,我们应如何落实这种本体性的教会观?天明牧师在文中说:“我对教会观的理解,……其五,就是教会要有自己的目标,一个教会不能够做所有人的工作,仅一个世代的教会也无法完成主的大使命,更何况一个教会作为极小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寻求主并要确定服事的主要目标群体是什么,重点服侍哪些神托付给我们的群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需要一个最基本的教会的异象和事奉的理念。目前,我们的教会的目标群体是关注知识阶层及专业人才为主的群体[27]。我非常同意天明牧师对教会观的强调,但我想回应一点:这种对教会目标群体的提议,很容易使教会观退回到团契式的教会观中,很容易走向教会信徒的单一性;正如余拙弟兄针对目前城市新兴教会的弊端在文中指出:

更糟的是,有些教会甚至接受教会增长理论的主张,为了更有效地传福音,教会的成员应该是同类型的。《排斥与接纳》的作者Miroslav Volf 在他的一本著作《按着我们的样式—教会作为三一神的形象》中强烈地反对同类型原则。他认为一间愿意向所有人敞开的教会才有资格被称为教会,他甚至主张“一间带有歧视倾向的教会不只是一间不好的教会,她根本就不是教会。[28]

为此新兴城市教会在面对教会观重整的时代,我们应当从本质出发来实践本体论的教会观。 “但愿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弗3:21)。但愿他在中国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注释

  1. Millard j.Erickson著《基督教神学》(卷三),华神出版社2003、11月,P275。
  2. 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与爱》三联出版社 1996、12 P217。
  3. 游冠辉:《近三十年大陆基督教图书出版:回顾与展望》,《杏花》第二期P93-102,本刊物为教会内部发行,转引特洛尔奇《基督教理论与现代》华夏出版社2004、10 P26。
  4. 温伟耀:《汉学与文化研究》第四期暑期国际研讨文章(P9-15)本文在会上宣道,尚未发表。
  5. 同上。
  6. 唐崇怀:《面对基督与面对基督教——基督徒文化事工的再思》www.21sz.org/show.aspx?id=6670&cid= 20 2008-04-04下载。唐老师在文中挑战说:“当一个人面对基督教时,他可观察、体验、他可赏析,可鉴定、可敬仰,但也可无关痛痒。但当一个人面对基督时,他诚然只有面对彼拉多所面对的那个不能逃避的问题:“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当怎么办祂呢?”(太二十七:22)这不但是一个可怕的认识论问题,更确实是本体论的问题,它索求每个人的实存答复。在这个问题的追索下,人只有两个选择:将祂交付,钉祂十字架;或在祂面前屈服,接受祂的王权!”
  7. 林荣洪:《中华神学五十年》中国神学研究院1998、12。
  8. 孙毅:《对教会社群性的思考》,《杏花》第一期P26。
  9. 候士廷:《灵修神学发展史》http://www.jonahome.net/files/GODSWORD/worker/worker_10.htm(2008-04-05)熙笃会主张:因为唯有享受过,或者曾经放荡过的成人,才能体会有需要悔罪改过,不单在信仰上有所改变,还要脱去旧的习惯,存一种非常不同的心态过生活;他们必须自己到主面前,经历更新的生命,亲自与神相遇。每当神的子民经历复兴,他们就会体会神没有孙子,只有儿子,因人人都当亲自与活生生的神相会。
  10. 唐崇怀:《教会论》P187,本书为内部交流读物,尚未公开出版。
  11. 梁家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建道出版社1999.3 ,P148。
  12. 江登兴:《中国教会的专制主义危机》https://www.churchchina.org/node/51 (2008-2-6下载)在文中说“以大型团队为代表的前二十余年中国教会以农村为主的复兴,到现在基本可以告一段落了。其标志就是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教案:华南教会案、方城张荣亮案,等等”。
  13. 梁家麟:《‘三自’与中国教会的组织建设》,《建道学刊》2007、1月第二十七期 P7。
  14. 囚焱:《当前中国教会的危机与挑战》http://www.21sz.org/show.aspx?id=2631&cid=18(2004-04-22)。
  15. 林刚:《当信我主教会》 http://www.21sz.org。
  16. 余拙:《中国教会何去何从——初代教会从国度事奉的道路》,《杏花》第二期,P51。
  17. 同上。
  18. 同13。
  19. 王艾明: 《论教会的权威性》 http://www.chineseprotestantchurch.org/Theological-Forum/shen-lunjiao.htm(2008年2月7日下载)。
  20. 林刚:《教会与你何干?》本节选文首发于基督教神州网(http://www.21sz.org/)。
  21. 同上。
  22. 林刚:《真教会的构成》 全文刊于《中国旌旗》第三期(网址:http://www.chinabanner.org)。
  23. 孙毅:《对教会社群性的思考》《杏花》第一期P26-33。
  24. 薛华:《前车可鉴》宣道出版社 1984、2, P46-50。
  25. 唐崇怀:《信仰的再思与重整》真道出版社2002、3,P7。
  26. 同上,P29-30。
  27. 天明:《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及未来》,《杏花》第一期P6,本刊物为教会内部交流使用。
  28. 同16,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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