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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拉·沃恩其人及其作品中的宗教影响

朱虹(华中师范大学)

诺拉·沃恩(Nora Waln, 1895-1964)是一位美国女性作家,曾在中国居住多年。她之所以与近代中国产生如此紧密的联系,在中国有着不同于其他西方人的种种经历,并留下了颇具影响的有关中国的作品,既与其家族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渊源多有关联,也与她本人对古老中国文化的强烈兴趣有着直接联系。下面即对诺拉·沃恩其人及其作品略作介绍,并且对其中篇小说《珍珠街》中宗教对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的影响稍作分析。

一、沃恩家族及其与中国的交往

诺拉·沃恩于1895年6月4日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洲的一个贵格派教徒 (Quakers) 的家庭。其家族在宾洲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先祖尼古拉斯·沃恩(Nicholas Waln)的房子曾属于费城城市建设的首批计划之一。另两位先祖詹姆斯·沃恩和罗伯特·沃恩(James and Robert Waln)的名字还被刻在自由大厦(Independence Hall)楼梯平台上的黄铜纪念牌上。还有一位先祖是《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这些都表明沃恩家族不是美国的一个普通家庭。沃恩家族中还有个名叫Robert Waln jr的人,被誉为美国第一个“汉学家”,因为他不仅与中国进行贸易,还较为客观地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有力反驳了在西方世界流传甚广的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对中国歪曲失真的报道。

在清代,沃恩家族与中国广东林姓家族 (the Lin clan) 有着较为密切的贸易往来。林家祖先生于广东,也是个地位显赫的家族。在元代时,林家的林辅仪 (Lin Fu-yi) 被皇帝钦点到当时的都城大都(即现在的北京)附近,帮助开凿大运河入京,以便全国各地的贡品运往大都。自此,林辅仪便在河北省 (Hopei Province) 安了家,尽管他在广州已经娶亲,但他在河北又娶了一位妾室,与其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他们所住的宅院就取名为“寄庐”(the House of Exile)。此后,林家就分成了两支,一南一北。广东林家称河北的林家人为“暂时离开家的人 (temporarily from home)”。18世纪末期,即中国的清朝,河北林家的林延根 (Lin Yan-ken) 南下广州,帮助其广东林家的舅父与外国人做生意。而他的舅父是当时乾隆皇帝钦定的可以与外国人进行贸易往来的“十三行”商家之一。[1]正是林延根使林家与沃恩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林延根与J·S·沃恩交往密切,帮助沃恩挑选各类商品。两人之间还有大量的信件往来。林家用象牙盒珍藏了一封J·S·沃恩写给林延根的中英文信件。信中表达了写信人对他的充分信任和大力褒奖,还约定当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不在存有嫌隙的时候,两家人要相互拜访往来。林家后代将此信视为珍宝,时常拿出来合家上下传阅。

二、诺拉与中国结缘及其中国经历

诺拉对中国的兴趣源于1904年的4月。那时她才九岁,在宾洲的the Grampian Hills的祖父母家做客。她因为弄坏自己的靴子而被祖父母关在了房间内。她偷跑到祖母家的阁楼上,在屋檐下发现了一个箱子,里面装着一些1805年的《美国公报》 (the United States Gazette) 。其中有许多关于沃恩家族的事情及其与中国林家的贸易往来。自此,她对遥远的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广州成为她最向往、最喜爱的购物港口,她时常种植从广州买来的莲花和甜瓜、杏的种子。她还逐渐拥有了大量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和中文字典,随后又涉猎了中国哲学方面如老子、孟子和墨子的著作,并背诵了一部分孔子的著作。她向亲戚们搜集了大量古老的有关中国的地图、航海日志和信件,并翻译了五卷中国诗歌,在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首有关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伤感的民歌。

当诺拉在斯瓦思摩学院(Swarthmore College)学习中文的时候,有一天,她接到一个来自中国林姓女子的电话,名叫莘珂 (Shun-ko) 。她正偕同丈夫在欧美旅行,想要与沃恩家族的后代见面。诺拉欣喜万分,见面之后与林氏夫妇相处甚欢,离别之时,莘珂热情地邀请她去中国林家做客。此后两人一直保持通信。五年之后(即1920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诺拉结识了一位美国女传教士,并最终在她的资助之下,踏上了前往中国的神奇之旅。

那位来到美国拜访诺拉的莘珂就是河北林家的媳妇。1920年12月月底,在冰封的大运河上,莘珂将诺拉迎接到了河北林家,即谪园。由于莘珂没有女儿,而诺拉的母亲也已去世多年,她便收诺拉为自己的养女。

诺拉在学会用中文听说后,便正式成为林家的一分子,和其他的林家女儿一样生活、做女工,学习中国传统家庭的礼仪,参与家庭的各种活动。其间她发表了一篇以中国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珍珠街》(The Street of Precious Pearls)。

在谪园生活两年后,诺拉与一位英国外交部的官员结为伉俪。她是在一次短期的归国途中与这位英国人相遇的。婚后,由于丈夫被调任南京,诺拉便离开林家,随丈夫在南京居住,但其间一直与养母保持着密切通信。

后来,诺拉又随丈夫来到广州,住在其附近的外国人社区——沙面(Shameen)。她还被引见给广东林家,林家的大太太对她非常关照,把她当作“寄庐的女儿”一样看待。她在广州经历了各式各样的政治风云,其间还到过欧洲、日本。之后,她又随丈夫在天津住了五年,这期间她每年都会到河北林家作短暂停留。

1934年诺拉随丈夫来到德国,之后完成一部关于德国的书《欲摘星辰》(Reaching for the Stars)。随后在1940年至1964年间,她穿梭于美国与欧洲各地发表了大量的演讲,其中不少内容均与中国有关。

三、诺拉主要作品简介

1、长篇回忆录《寄庐》[2]

该书主要反映的是近代中国的情况。全书共有三章,第一章讲述的是河北林家的家庭生活和林家许多人物的命运,以及当时当地的一些社会状况;第二章讲的是她与英国丈夫结婚后在南京的生活,主要叙述了当时各国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以及她与养母的信件往来;第三章叙述了她随丈夫到广州后的生活,尤其以大量笔墨描述了当时广州的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对中国那段历史上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有所涉及,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中国社会的政治风云图,集中展现了诺拉笔下的中国形象。

《寄庐》首次出版于1933年,而后在1947年诺拉开始着手写作它的续集——《重归寄庐》,但最终未能完成,在她去世之后,人们发现了她遗留下的这个未完成续集的五章内容,并在1956年加入这五章内容将《寄庐》重新出版。

2、中篇小说《珍珠街》

《珍珠街》是诺拉•沃恩于1921年在纽约妇女出版社发表的一篇96页的中篇小说,其版权属于美国基督教女青年协会全国理事会。

这篇小说的人物及其情节,与基督教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小说描述了一个名叫贾桂萍(Chia Kuei Ping)的中国女子的大半生,全书是以一个向女主人公学习汉语的美国学生的视角来叙述的。贾桂萍娘家姓任(Yen),其夫家姓贾,她出生长大于一个中国北方的小城镇,曾被父母送到镇上的基督教会学校学习,从而接触了西方文化,对其校校长——一个美国姑娘心生崇敬之感,并且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式的“自由”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情。但由于她从小受到的中国式的教育,她为了履行自己对娘家和婆家的责任而压制牺牲了自己对美国式自由精神的向往,拒绝了一个宝贵的去美国学习基督教的机会,顺从家族的意愿履行了包办婚姻,嫁给了素未谋面的贾福堂(Chia Fuh Tang)。谁知婚后二人却极为相爱,可福堂却必须应朝廷之命长期去远方赴任,二人身处两地,难捱相思之苦。终于有一天福堂由于太过思念而不顾朝廷之命返回家中与桂萍相聚,桂萍向他提出要和他一同离家。于是夫妻二人向家中长辈提出这一请求,却毫无悬念地遭到拒斥,因为这是极度违背中国传统习俗的。最终二人不顾众人反对,毅然抛下家族所给予他们的一切利益,携手离家,来到北京。

离家之初,他们享受了一段自由幸福的生活,福堂通过和以前所上外国学校校长的关系在英国领事馆找到一份工作,桂萍还生了一个儿子。可惜好景不长,几年后福堂染上了严重的肺病,尽管经过一位教会医生的救治,他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慢性病情依然持续。为了缓解病痛以便正常地工作,福堂开始吸食鸦片,并最终成瘾。此时整个家庭都蒙上了一层悲痛的阴影,桂萍对福堂以及整个家彻底失望,而渴望找寻到内心唯一的安慰——即对上帝的信奉。因而她痛下决心,抛下丈夫与儿子,踏上朝圣之途。

然而正当她走到城门之时,她一瞬间得到感悟,意识到自己为了追求西式自由而不顾家人的感受的这种做法是违背上帝意愿的极其自私的行为,而她若想要达成对上帝的信仰,就首先必须实践自己在人世间的职责,即爱戴并照顾自己的亲人包括丈夫、儿子以及婆家娘家的家人。于是,她毅然回到家中,并带着丈夫和儿子一同回到贾家。从此后她一心侍奉公婆、丈夫和子女,也同时继续履行对基督教的信奉,而家人们对她的这种新型的信仰倒也颇为宽容,并不加以干涉。

终于,福堂由于病情恶化而去世,桂萍无比悲痛,将心灵所以寄托都放在宗教信仰上,并决心开办一所宗教学校,教授学生关于基督教的知识。却不料困难重重,桂萍的梦想多年后还没能实现,但最终在其子关华(Kwan Wa)的大力帮助之下,她筹措了足够的资金办成了这所梦寐以求的学校,学校十分兴旺,甚至许多思想传统的家长们也将子女送来学习。接着,桂萍又在关华的建议和诸多村民的帮助之下,在学校附近建成了一所教堂。而同时关华也获得了去美国留学学习修建铁路的机会,这又实现了桂萍年轻时未能达成的梦想。于是,桂萍的梦想以三重部分变成了现实。

3、短篇小说《当莲花盛开时》

《当莲花盛开时》这部短篇小说讲述的是素灵、梅缕和望柯之间的三角恋爱故事。素灵是广州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她从美国留学多年回家。梅缕是素灵的表妹,她是广东某个村庄的一户人家的女儿。望柯是素灵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也和素灵一样学成归国。素灵与望柯相识多年,关系亲密,素灵对望柯心生恋慕,但望柯对其只是朋友之谊。当素灵将表妹梅缕介绍给望柯认识后,望柯和梅缕二人一见钟情。可是梅缕已经被家人许配给望柯的舅舅——一个中年的肥胖男子。望柯乞求素灵帮助他和梅缕有情人终成眷属,素灵念在对望柯的深情和对梅缕的友情,最终帮助二人突破万难,喜结连理。

除上述作品之外,诺拉还曾撰写一些散文。这些作品通过作者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与所见所闻,展现了一位美国人对中国基层社会与政治时局等各方面的独特观感,通过对这些文学作品的研究不仅可以看出西方人眼中近代中国的形象,还能够从一个特殊的来自外部的视角,增强我们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感性认识;并且可以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过去的相关研究都注重著名作家与作品,如集中于美国作家赛珍珠,而忽略非著名的作家,这是不全面的;另外,由于诺拉的作品对那个时代中国从城市到乡村的诸多方面都有较为细致的观察,并且将其较为充分地反映在她的这些作品中,因而对它们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为全面细致地了解与认识西方的中国形象,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四、诺拉作品中基督教的影响与宗教观

1、基督教在小说《珍珠街》中的作用

《珍珠街》这部中篇小说与基督教有着极大的关联,女主人公贾桂萍对基督信仰的追求是全篇的线索,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对基督和上帝的信仰与追求影响着女主人公的人生抉择和整个生命历程。

小说一开始,贾桂萍由于在教会学校学习,受到西方文化和基督教自由平等思想的熏陶,向往个体自由和幸福,渴望男女平等的生活。而这种向往与追求是跟她所处的中国社会的传统相矛盾的。因此桂萍的内心世界陷入强烈的冲突之中。她最终还是由于对家庭亲人的情感以及自小以来所受的传统思想的束缚,决定埋葬自己对自由平等与个人幸福的梦想,选择中国传统的生存方式。

但在婚后,桂萍终于还是无法按捺对幸福自由生活的渴望而背叛了传统,离开了自己的传统大家庭。几年后,由于丈夫和家庭的种种变故,夫妻二人的关系出现了诸多裂痕,这个曾经幸福的小家庭开始阴霾四布。桂萍不再感到幸福快乐,此时,她为了实现对上帝的信仰而离开重病的丈夫,走上朝圣之旅。

当她刚刚踏上朝圣之途,便受到上帝的感召,让她意识到想要成为一个上帝的女儿,她应该像基督一样帮助他人,为别人包括自己的亲人着想和服务,而不是只想到自己的需要和快乐。此时桂萍开始“以丈夫对自己的需要,而不是以自己对丈夫的需要来衡量他们的爱情”[3],她突然意识到丈夫对她的爱有多么深厚以及丈夫为了她的自由和幸福,做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于是桂萍重新下定决心,回到丈夫身边。随后桂萍又顿然理解了自己家族的亲人对自己的爱,以及家族长辈们为了全家族的幸福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并意识到自己应当去分担她的长辈们肩上的重担,而不是只顾着自己一人的自由和快乐。于是她携丈夫儿子一起回到自己所属的大家族。

至此以后,桂萍终于寻找到了她一直以来孜孜追求的真正的幸福以及心灵的自由和安宁。并自此一心追随耶稣基督,成为一个虔诚的信徒。

2、小说《珍珠街》中“珍珠街”与“珍珠”的象征含义

珍珠街(The Street of Precious Pearls) 小说描述的“珍珠街”是桂萍祖母和母亲带领她购买嫁妆的街道。在这条街上,桂萍与祖母、母亲一同为自己准备婚嫁之物,走向传统文化赋予她的使命——包办婚姻。之后,也是通过这条街,桂萍踏上回到贾家即回归中国传统的路程。

然而同时,这条街道上的景致又令桂萍想起她曾见过的基督教堂。在她眼中,这条街的平和安宁与基督教堂的静谧颇为相似,珍珠街的风格和特色同时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风格。而当桂萍得到上帝召唤,决定像耶稣基督一样生活,回到大家族侍奉亲人长辈之时,她也是通过珍珠街这条路走向其之后成为基督徒的生活的。因此可以说“珍珠街”在小说中具有双重象征意义,既是回归传统之路,也是走向上帝之路。

珍珠 (Precious Pearls) 珍珠在文中是桂萍祖母和母亲为其费尽心思、精心挑选的嫁妆,也是桂萍平生最为珍视之物。在她人生中经历无数变故且急需金钱的时候,她都没有将这些珍珠变卖。她一直将这些珍珠珍藏起来,只为了满足她心中最大的梦想——起初这个梦想是开办一所教会学校,向村民的孩子们宣扬耶稣的美德,而后这个梦想变为建立一所基督教堂。最终,靠着这些宝贵珍珠所换来的财富,桂萍建起当地第一所基督教堂,她最大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因此,在小说中,珍珠象征着桂萍心目中最珍爱的物品,起初珍珠代表着祖母和母亲对桂萍的爱以及桂萍对家族的亲情,而后来桂萍将自己最宝贵之物献给了自己兴建的教堂,显示了对上帝之爱。

3、《珍珠街》中所体现的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想要说明基督教的教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体现出许多相同的特点。基督教的教义教导人们应当对人充满耐心、温和慈悲,理解体谅他人,爱自己的邻居就像爱自己一样,将他人需要置于自身需要之上。而在《珍珠街》中,作者通过主人公桂萍的眼光,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发现了类似的特质。例如中国大家族内部所有成员之间的互相尊重礼让,家族长辈管理整个家族的耐心,家族成员们都将家族看作一个整体,相互理解合作,并将整个家族大多数人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并使中国传统文化更为完美。作者以主人公桂萍的亲身经历为例,对此给予了阐释。最初,桂萍是被动地接受服从中国传统。由于从小受到家族教养的熏染,她认为传统思想习俗的一切内容都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之后由于受到西式基督教思想的教导,开始向往西式自由平等和个人幸福,此时传统思想习俗成了她的追求和向往的绊脚石,她只是因为家族的束缚和亲情的压力才迫于顺从传统。然而,当受到上帝与耶稣的感召,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之后,她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巨大变化。

小说中有这么一个场景,当桂萍悔悟后,乘坐轿子与丈夫一起回到大家族,她回忆起当初乘坐婚轿去婆家的情景。这两次桂萍经过的是同一条路,第一次她出嫁经过那条路时,是无可奈何地顺从家人走向传统的婚姻,内心弥漫着对未知事物的疑惧。可是当她第二次经过这条路回到大家族的时候,她的心里洋溢着将要侍奉照顾自己亲人的喜悦之情。这种心境的转变是因为她不再是被动地服从传统,而是从心底里拥抱中国传统,心甘情愿、积极快乐地履行自己作为中国传统大家族的一份子,也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应当履行的职责。

作者显然还想说明,基督教并非只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小说中桂萍想要宣扬的基督式的生存方式“并非西方式的生活而是在基督教教义启迪下的当地(中国式)生活。”[4]由此可见,在作者看来,基督教可以帮助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并使履行传统的中国人意识到传统思想习俗的优点,从而快乐主动地接受并延续传统习俗,而不是被迫地完全出于责任地履行义务。

4、《珍珠街》中所体现的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

在《珍珠街》的作者看来,基督教不仅有助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还可以有效地控制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的盲目追随,使中国现代社会能够吸取西方传统中有益的部分,避免中国在吸收西方思想时走向不利的极端。

从《珍珠街》中可以看出,作者认为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即对个体自由与幸福的追求,如果不加以适当节制,会无限膨胀,最终导致自私自利的思想和行为。

作者以贾桂萍的具体经历为例,描述她最初在教会学校学到了西方文明中自由平等的理念,心中萌生了对于个人自由幸福的渴望,并且最终付诸实践。桂萍为了追求与深爱的丈夫的幸福生活,和丈夫一同逃离了自己的家族,抛弃了其他所有亲人。后来,桂萍丈夫的弟弟在战场上牺牲,她的公公来恳求他们带着他们的儿子一同回到大家族,然而桂萍夫妇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不顾亲人长辈的哀痛和需求,坚决拒绝了老人的请求。最后,当桂萍的丈夫染上重病及鸦片烟瘾时,桂萍的家庭生活不再幸福和睦,她为了自己的快乐又抛夫弃子,去追寻自己心目中的幸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桂萍对个体自由幸福的追求不断延伸膨胀,致使她不断地抛弃在她看来阻碍自己获得幸福快乐的亲人,在此时她已然变成了一个自私自利、不顾他人的人。桂萍的个人主义思想不断膨胀,以致演变为自我中心的利己主义思想。只有当她遇见了上帝,受到基督教的洗礼后,才洗心革面,苦海回头,摒弃利己主义的行为,开始全心全意为别人包括丈夫、儿子和父母长辈着想。此时,先前由于桂萍内心自私的欲望而引起的,她与丈夫之间的隔阂瞬间消失。桂萍还在为他人服务、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得到了心灵深处的满足和快乐。

由上可见,作者认为基督教的思想和教义,可以有效地控制西方文明中个人主义思想往狭隘的利己主义思想发展,并将人们对人生幸福的追求导向一个更为博大深沉的境界。

在诺拉笔下,中西方两种文化最终在《珍珠街》的女主人公贾桂萍身上合二为一。小说开始的时候,桂萍内心充满了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剧烈冲突,她一方面极度向往西方的自由平等,另一方面又无法割舍中国传统中对家族亲人的责任义务与情感纽带,始终在两种思想意识之间挣扎抉择。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桂萍心中是两个各自分离独立的世界。

然而,在桂萍真正信仰基督、得到上帝感召之后,她豁然顿悟,在为他人着想和服务的过程中,享受到了难以言喻的发自内心的快乐和幸福,从而忘掉了自己的存在,不再受困于一己的私欲。曾经一度令桂萍感到窒息的限制其个人自由的家族的高墙,如今在她看来不过是普通的石头和砂浆砌成的院墙。桂萍感觉到自己在这样的心境中,已经获取了更为深刻意义上的精神自由。同时桂萍在基督教义的洗礼下,真心诚意地照顾自己的亲人,管理自己的家族,也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她的要求。

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桂萍的身上同时实现了对西方文化中个人自由的追求,和对中国文化中家族责任的履行。而这种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正是基督教对桂萍的感召和洗礼所形成的结果。

5、相互尊重包容的文化观与宗教观

可以看出,诺拉是在通过《珍珠街》这部小说,呼吁中西文化的相互沟通理解与不同宗教的相互尊重包容。

首先是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通。诺拉在《珍珠街》的扉页中写道,“从中国女性身上,我学到了全世界的友爱团契并不只是一种知识概念,而是自然的真理,依据这个真理,全世界所有女性的心灵都是以同样的节奏跳动的。”[5]这正体现了诺拉渴望在基督教普世价值的引导之下,所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女性之间能够相互理解友爱的信念。

小说《珍珠街》中女主人公桂萍有一个很重要的梦想就是沟通中西方的文化,使两者能够理解对方。她年轻时曾渴望踏上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土地,去学习了解西方文明,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成行。在年轻的桂萍看来,处在那个年代与环境中,“想要使东西方相互沟通理解的尝试根本就是徒劳”。[6]因此她时常梦想着在未来的某一天,东方和西方能够相互尊重和理解。书中有一个场景,当桂萍分娩半度昏迷在床时,外国传教士医生和中国阿妈隐约挪动的身影,使她禁不住在梦里幻想着,有一天当自己肚里的孩子长大了,东西方就能互相理解并向对方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在小说结尾,直到桂萍的儿子得到了去西方国家学习科学技术的机会,她年轻时的梦想终于在儿子的身上实现了。

其次是不同宗教之间的尊重与包容。在小说《珍珠街》中,当桂萍决定信仰基督教时,她的家族中人尽管无法全然理解她的信仰,但是他们并未干涉阻拦,也没有强求她履行中国传统的家族祭祀,而是默默接纳甚至给予桂萍适当的支持。与此同时,桂萍也学着逐渐理解和欣赏中国人的传统信仰。

在小说最后,桂萍所建的基督教堂与周围诸多的佛教寺庙、道教观宇并肩而立,不同的宗教建筑和谐安宁地矗立在一起,充满和睦静谧的氛围,正是作者理想中的宗教包容的世界。


注释

  1. 近代史书有广州“十三行”之称,其实并无定数。系指清代经过官方特许,设立于广州的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亦称洋货行、洋行、外洋行、洋货十三行。
  2. 国内对诺拉·沃恩这部作品的书名主要有《谪园》和《寄庐》两种译名,笔者根据汉译名之字义与英文原名及作品内容之比较,认为译为《寄庐》可能更加适宜,故本文一般都用此名。另外还有一种译法为《客异他乡》。
  3. Nora Waln: The Street of Precious Pearls New York: The Womans Press, 1925, p.71.
  4. Nora Waln: The Street of Precious Pearls New York: The Womans Press, 1925, p85.
  5. Nora Waln: The Street of Precious Pearls New York: The Womans Press, 1925, p.3.
  6. Nora Waln: The Street of Precious Pearls New York: The Womans Press, 1925,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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