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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传教士与中国出版的现代化

张志强(南京大学)

在中国出版史上,清末传教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传教的过程中,大力从事出版事业,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

传教士对中国出版现代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1、 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推动了中国出版的技术变更。

中国隋唐之际发明的雕版印刷术,一直是中国印刷的主流。19世纪以后,传教士来华的过程中,将西方现代印刷技术带到中国,推动了中国出版业的技术变更,带动了中国出版的现代化。

西方现代印刷术采用机器印刷,比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具有更大的优势。西方现代印刷技术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凸版印刷技术,主要包括以铅活字排版直接印刷和以铅活字版为母版,采用泥版或纸型翻铸成复制版,以及照相术用于印刷制版后产生的照相铜锌版等进行印刷的技术,俗称“铅印”;二是平版印刷技术,是以石版、珂罗版和照相平版等进行印刷的技术,比较为人所知的是“石印”。三是凹版印刷术,以雕刻凹版和照相凹版(影写版)进行印刷的技术,主要用于印刷证券、地图等。

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19世纪后,西方的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传教士逐渐意识到出版书刊是最好的改变中国人思想的手段,于是积极从事出版事业。在这一过程中,将西方的近代印刷技术传入到中国。

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适合印刷字数小、需要不断重印的著作。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到中国后,编了《中文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由于该字典涉及中英文排列,采用雕版印刷工程太大,于是考虑将西方近代印刷技术引进中国。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马礼逊派助手米勒同蔡亚高到马六甲设立印刷所,雕刻中文字模,浇铸中文活字,并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印出了第一部《新旧约》中文圣经。此后,用这些字模印刷了《中文字典》。

这一时期,其他的教会也在考虑引进西方技术之事。如道光十四年(1834年),美国教会在中国搞到一副雕版,送到美国波士顿,用铸造铅版的方法制成汉文铅活字,反输回中国,用以印刷美国英文中译的书报。道光十八年(1838年),新加坡伦敦会英人台约尔也曾用汉字刻版铸成铅版,锯成活字。有大小不同的汉文字模两种。鸦片战争后,迁至香港,开局印刷。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美国长老会在澳门创立华花圣经书房,由美国人谷立负责。谷立收购了台约尔刻好的钢字模,并继续刻齐,冲压成铜模,铸成铅字发售。这些铅字类似于今四号字,由于其在香港生产销售,而美其名曰“香港字”。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华花圣经书房迁到宁波。咸丰十年(1860年)又迁至上海,改名美华书馆。在宁波时,美国长老会派姜别利来华负责该书馆工作。姜别利见汉文字体复杂,手工雕刻难以奏效,于是研究采用电镀制模方法。就在这一年,姜别利终于成功地完成了这一方法。他先用黄杨木字坯刻反写阳文字,电镀紫铜,成为正写阴文字,锯开磨光后镶入黄铜壳子,便成为字模。此法大大减少了雕镌用工,而且质量好,既使蝇头小字,也能镌刻。姜别利陆续制成大小活字七种(后为了称呼方便,从大字到小字,以一号至七号次序称谓)。美华书馆的这7种活字,被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创刊的《申报》、天主教办的土山湾印书馆等采用,并出口日、英、法等国。清同治八年(1869年)十一月,姜别利受邀到日本长崎时,将电镀制模、铸造活字技术及7种铸好活字传给了日本活版传习所的本木昌造。此后,日本印刷界改变了姜氏7种字体的大小、高低规格,成为现在中日两国通用的7种汉字活字。

西方印刷技术的引进与改良,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接推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

2、 创办了新型的报刊,促进了新型出版物的产生与发展

为了传教的需要,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大量的报刊,将西方的报刊引进到中国。虽然中国古代也有《邸报》等,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在传教士的带动下,中国近代报刊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报刊的出现为近代中国提供了公共空间,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1815年8月5日,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与米怜(William Milne)在马六甲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被公认为是中国第一个中文近代报刊。1823年传教士麦都思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创办了《特选撮要每月纪传》、1827年传教士纪德(Samual Kidd)在马六甲创办了《天下新闻》。1833年8月1日,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qust Gutzlaff)在广州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这是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近代报刊。1835年5月,美国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广州创办了《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此外,传教士在香港、澳门等地还创办了大量其他的报刊。这些报刊,介绍西方的人文和社会情况,将西方的报刊这一模式带到了中国。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外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取得了更多的权力。此后,办报办刊成为他们的主要工作之一。1857年1月26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亚历山大·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在上海创办了《六合丛谈》。1868年9月5日,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在上海创办了《中国教会新报》,该报1874年9月改名为《万国公报》。1872年,英美的一些传教士在北京创办了《中西闻见录》。这些报刊在当时都对中国社会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传教士首先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了中文报刊,使现代报刊在中国得以出现。此后,他们积极报刊办刊,使报刊为中国社会广泛接受。

3、 培养了出版业人才,带动了民族出版业的发展

传教士在办报办刊的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中国人从事这一工作,为中国的出版业培育了人才。这中间以王韬和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等最为著名。

王韬是清末现代化的前驱者之一。1848年,王韬到上海,在上海的墨海书馆参与宗教书籍的翻译工作。1862年到香港,帮助英国英华书院院长理雅谷(James Legge)翻译“四书五经”。1867年冬随理雅谷附英。1870年回香港后,翌年与友人皇平甫合购英华书院印刷设备,创办了《循环日报》,被认为是我国最成功的政论报纸。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2月,是我国第一家具有现代企业性质的出版单位。该馆的真正发起人是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风池。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都是基督教徒,曾在上海的一家英文报纸捷报(China Gazette)馆担任西文排字工。其中,鲍氏兄弟与高风池还曾在美华书馆工作。正是他们的从业背景,促使他们自己办起了商务印书馆,在漫漫的发展中,为中国的出版事业做出了大的贡献。

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报刊的活动,直接的原因是为了传教的需要,但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中国出版业的作用。而且由于印刷技术、报刊等在近代中国具有的重要意义,其影响是无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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