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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主教“非建制教会”若干问题解析[1]

张晓华(东北师范大学)

一、中国天主教“非建制教会”及其相关概念

本文所谈的非建制教会(Unregistered Church )是指未在政府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教会,而建制教会(Registered Church)则是指在政府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教会。众所周知,在中国天主教内部存在两大阵营,一是参加天主教爱国会,在政府有关部门登记注册,为政府承认的教会。另一个是接受梵蒂冈行政管辖,拒绝参加天主教爱国会,未在政府有关部门登记注册,不为政府承认的教会。通常,人们将前者形象地比作“地上教会”,“公开教会”,更有学者将其归入“红色教会”[2]。后者则被称作“地下教会”,不公开教会,或归入“黑色教会”。“地下教会”一词因其生动、形象,在社会上流传较广,但该名称似乎隐藏着某种政治方面的倾向,故受到“地下教会”的反对,他们自称为“忠贞教会”,正规名称为“罗马天主教中国(大陆)教会”。“地下教会”有地下主教、地下神甫、地下神学院等组织系统,与天主教爱国会长期并存,两者存在矛盾,比如一个教区应该有一个主教,但在某些地区,可能出现了两个,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地下”。由于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地下教会”未在中国“三自”框架内,不具有合法性,但在罗马教廷看来,其地位与国际天主教会并无两样。

需要说明的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亦有两种教会:三自爱国会和家庭教会,后者没有履行登记职责,不为政府承认(但多处于默认状态)。有人将家庭教会说成是“地下教会”,或是将“地下教会”说成是家庭教会,这两种提法都不准确。家庭教会属于基督新教范畴,而“地下教会”则属于天主教范畴。天主教“地下教会”与基督新教家庭教会还有一点不同,就是家庭教会各教会互相独立、没有组织联系或隶属关系,不以地区或全国性的组织为框架。

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来自任何一方的误识与误读,顺乎宗教间、各教派间和谐相处的发展趋势,本文称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为中国天主教非建制教会(简称“非建制教会”)。

二、中国天主教“非建制教会”的形成与特点

“非建制教会”是基督教传播中国所结下的一枚苦涩之果。它滥觞于上世纪中叶,成形于上世纪70年代末,兴盛于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进入21世纪呈现衰势。

20世纪50年代的“三自”革新运动以及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成立,有国际国内特定的政治背景,“时至今日这种必然性、必要性仍然存在着”。[3]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天主教阵营出现分化,在所难免。未参加爱国会的天主教徒,其宗教活动被视为非法,逐渐走向“地下”。文革时期,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走入“地下”的天主教徒在组织上更具分散和隐避。70年代末期,国内政治环境趋向缓和,一批在文革中受到伤害的神长恢复了自由,他们不愿加入任何公开的教会,于是私下自行举行宗教活动,形成了组织化的“非建制教会”。1989年11月21日,一批忠于罗马教廷的主教、神父和教友在陕西省高陵县张二册村(由张刚毅主持教务)召开会议,因该处属三原教区,故此次会议又称“三原会议”。会上成立了所谓的“中国大陆主教团”,同合法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相抗衡。

从“非建制教会”形成过程,可透视其主要特点:[4]

第一、结社的非常态性。国家允许通过合法手段结社,非常态下的结社往往与不合法性相关联。由于拒绝参加三自爱国会,组织化的“非建制教会”从一开始便具有非常态结社的形式。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非建制教会”成立“中国大陆主教团”地点的选择、组织设置、隶属关系的设定、对待爱国会的态度、以及此后政府的反应上看出来。当时有15位主教、神父、教友参加。龚品梅、邓以明、为名誉团长,范学淹为团长。河北易见教区主教刘冠东主教为执行主席,刘书和为秘书长。“中国大陆主教团”完全接受教宗的管辖。

第二、活动的相对隐秘性。早期“非建制教会”开展活动都十分注意保密,直到现在一些地方的“非建制教会”还把神长或主事者称为“老板”、“先生”,称弥撒为“聚会”、“聚餐”,这都是其隐秘性的表现。“地下教会”有地下主教、地下神甫、地下神学院等组织系统,他们倾向于不与政府发生任何关系,也不与公开的教会有来往,教会以外的人很难发现他们的存在,但这种隐秘性并不绝对,一些地方的“非建制教会”有时处于公开或半公开的状态,这一状态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政治环境的改善。进入21世纪,随着早期“非建制教会”核心分子的相继离去,“非建制教会”的部分成员也逐渐从“地下”向所谓“地中”转化,由此大大降低了“非建制教会”初建时的隐秘性。不过,在一些地方,“非建制教会”的活动依然保持隐秘,究其原因:固守传统的成员居多、经济程度欠发达以及宗教政策执行不得力等因素。

第三、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在1989年由“非建制教会”组成所谓“中国大陆主教团”之前,“非建制教会”的神长一直是独立活动的。其实,参加“三原会议”的地下主教连当时地下主教的一个零头也不到,所以这次所谓的“主教会议”其实也不过是一次地区性的独立活动。即使是被“非建制教会”视为救亡图存之举。据说发表于1993年7月30日的所谓《中国主教团之建议》,其与事者也末超过10个教区,而按照教廷对中国教区的设置,中国大陆除香港、澳门外,共有140余个教区,因此这一文件最多也不过是一个地区性的“非建制教会”的意见,参加会议的主教不过2位。由此可见,“非建制教会”依然脱不出相对独立活动的范畴。  

第四、角色的非主流性。当今中国天主教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教会行政上实行独立自主,教宗在一定程度上默认这种状态。而“非建制教会”则主张把中国教会的行政管辖权赋予教宗。近年来,尽管“共融”问题受到建制教会与“非建制教会”的追捧,但行政权独立下的“共融”仍占居主流,而行政管辖权赋予教宗下的“共融”则处于非主流。这里所讲的非主流并不仅仅局限于教会团体,更重要的是指在整个社会中处于非主流地位。因为从属性上讲,教会的宗教属性要从属于其社会属性。在当今中国社会,“非建制教会”的主张显然不能为中国社会广大成员所接受,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非建制教会”意识的非主流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非建制教会”成员不能成为主流社会的成员。只是他们以宗教身份进行活动时,才回到非主流的社会成员地位。

第五、情绪的非理性。宗教“非建制教会”产生时,其基本成员多为经历过文革的教众,他们吃过苦,宗教信心坚定。到如今,30年过去了,随着老教众的纷纷离世,以及传教环境的窘迫,“非建制教会”无论从神职培养还是教众人数方面都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为弥补神职人员缺乏“教难”的经历,坚定其宗教信念,“非建制教会”的部分成员利用社会存在的腐败现象,发泄对党和政府的不满,表现出与主流社会的对抗性,非宗教因素增加。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一些“非建制教会”成员甚至到了“逢政必反”的程度,甚至连当前合情合理的宗教法律法规也不愿遵守,还美其名曰:“天主的律法大于人的律法”。“非建制教会”部分成员与主流社会的对立情绪显然是非理性的了。这批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有转化为暴民、破坏社会稳定的危险。对于这种新动向,需要予以关注。

三、中国天主教“非建制教会”的成因

第一、政治原因。梵蒂冈教廷对于新中国的敌视是“非建制教会”产生最主要的原因。另外,十年浩劫使整个中国蒙受了巨大灾难,天主教也在其中。文革结束后,在较长一个时期内宗教政策还具有相当程度的“左”的倾向。因此,当“非建制教会”以“维护信仰”和“护教”为号召,就很容易引起受到伤害教众的共鸣。

第二、社会原因。20世纪70年代末,中央认识到:“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全党同志务必要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文化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宗教就会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5]政治环境趋缓。在接下来的80年代,很多政治犯得到释放,他们多为50年代被捕的神长、教友。政府允许他们有限度地活动,客观上为“非建制教会”提供了发展的条件。1978年教廷万民福音传播部将教务权力和特权放宽,给予中国大陆的神长、教友,又为“非建制教会”存在与壮大提供了宗教法上的依据。 整个80年代,“非建制教会”发展迅速,最后形成了所谓的“中国大陆主教团”。

第三、信仰原因。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及爱国会安排了一部分已结婚的神长主持公开教会的组织,引起了教友的不满,这在当初由平凉教区主教马骥发表的《我的声明》得到了说明。马主教1918年出生,1949年晋铎,1950年任平凉教区代理主教。“我的声明”发表后,他宣布退出爱国会,攻击当时教会的三大组织,主要内容包括: 1、公开教会(即建制教会)的高级领导成员放弃了贞洁的圣愿,还继续施行圣事,造成不良的影响。2、公开教会没有尽好自己的职责,争取教会房产的落实。3、公开教会的部分领导公开否认了教宗首席权的地位。

四、中国政府与宗教界对中国天主教“非建制教会”的态度

在政府看来,天主教的“非建制教会”及基督新教的家庭教会,都是国外宗教敌对势力渗透的结果,本身就构成对爱国教会的严重威胁,也是对政府宗教管理体制的一个挑战,两者之间的斗争是严重的政治斗争。长期以来,政府“非建制教会”之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这场斗争持续了50多年,激烈而鲜为人知,目前尚无缓和的迹象。政府发动了统战、宗教、公安、政法,甚至工青妇等相关部门的力量,开展综合治理,付出了相当大努力,结果并没有消除其发展,反而日见壮大。所谓“不打不行、打也不行;不行也要打,白打也是打;平常悠着打,有事突击打;长年累月叫喊打、打到哪儿算哪儿”是这一斗争的真实写照。“非建制教会”着实成了政府不愿意承认,但又无可奈何的客观存在。与国内媒体的忽略、失声或回避相反,有关中国“非建制教会”(包括家庭教会)的状况,一直是国际上人权组织、宗教组织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常常出现在西方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议题中。出于对经贸、外交方面重大利益的考虑,中国政府需要保持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友好正常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出重拳完全消除“非建制教会”(包括家庭教会)并不现实,亦与国家利益无益。因此,需要对此做认真研究,策略应对。

在宗教界,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宗教组织(如家庭教会、“非建制教会”)及信徒都希望政府能够适应宗教发展,放松对宗教集会、传教活动的限制,恢复和认可一些群众需要的宗教活动场所,批准宗教出版物作为普通出版物进入图书市场,放宽宗教人士进行国际交流的审查和限制。而那些没有得到政府承认的宗教团体(如“非建制教会”、家庭教会等)强烈希望在不丧失独立性的前提下,不经过爱国宗教团体的认可直接进行登记,取得合法地位。这在目前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政府规定,非官方宗教组织必须要得到爱国宗教组织的认可才能在民政局登记,而非官方宗教组织不愿意加入到官方宗教组织里头,他们担心可能会因此丧失独立性。所以注册或者登记问题,成为目前非官方宗教团体最为关心的问题。此外,无论官方还是非官方宗教组织及信徒还要求享有与非宗教团体、组织进入社会的同等待遇,这更是目前中国政府所不能松口的,因为它将涉及集会、结社、出版等问题的放开,还将引出对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重新定义和解释。上述问题既反映出“非建制教会”(包括家庭教会)在当代中国政教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反映出中国政教关系问题的尖锐性和复杂性。

五、中国天主教“非建制教会”的未来走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化巨大,“非建制教会”当初赖以立身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信仰基础受到极大地削弱。

第一、政治基础。随着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日趋成熟,国家宗教政策的实效性大大提高。各宗教的正当宗教生活得到了切实的保障。宗教生活环境的改善不但没有促进“非建制教会”的发展,反而使“非建制教会”呈现出逐渐萎缩的趋势,这一现象令人深思。当社会环境朝着有利于公开的、融于主流社会的方向发展时,非公开的、游离于主流社会的教会发展空间反到受到了外界和自身的制约。

第二、社会基础。“非建制教会”在形成之初,利用了部分人曾经对党和国家的不满情绪,发展壮大“非建制教会”势力。而今社会日趋安定、富裕,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看到社会出现混乱,尽管有些人可能还会对政府有所不满,却不会以实际行动支持任何有可能造成社会混乱的事情。“非建制教会”中的一些成员也因其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对“非建制教会”的过分之举表示不满,“地中教会”的出现就可证明。

第三、信仰基础。改革开放几十年,“非建制教会”在信仰上的诉求(如“宗教自由”“与教宗共融”落实教产”等项)已经成为现实,如马骥的《我的声明》中的要求,也基本得到了实现。至于其他一些要求,如“解散爱国会,加入爱国会的神长非公开忏悔不予接纳”、“重新划分教区,由忠贞主教占据主要教区”等说法,因“非建制教会”自己也觉得荒谬,这些年已经不见提了。目前,“非建制教会”存在的基础已经仅限于“与教宗共融”,再核心一点,就是主教叙任权一点上了。现在除少数几位以外,多数地上教会的主教得到了罗马教廷的认可。梵二大公会议后,教会在自我革新、开放的同时,更清楚地认识自身,及在整个世界的角色和使命。在教会学方面,突破了近代国家主义影响下太过强调教会的机构、法律和圣统制的观念,重点宣传教会是全体天主的子民,是团契、共融的团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天主教会与罗马相互隔绝的状态被逐渐打破,建制教会也逐步重新承认教宗的“首席权”,大部分自选自圣主教已通过申请获得教宗颁发的主教任命状。尽管中国与梵蒂冈不时有矛盾出现,但谈判还是一直在进行。最后结果或采取双方都承认主教人选的方式,或仿越南模式(越南的主教由政府确定,而最终的确认权在教廷),由中国政府或教会提出几位人选,由教宗从中择一的方式(主动权在我方)。一旦如此,“非建制教会”最后一点根基也消解殆尽了。

现在至未来一个时期,“非建制教会”在整体上会处于衰亡阶段,这一阶段将维持相当长时期,期间也可能出现“非建制教会”在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在一定范围内的增长态势,不排除有天主教原教旨主义倾向之人把宗教不满情绪和政治不满情绪结合起来,成为宗教极端分子现象,所以不可盲目乐观,也不能试图以行政手段加快其衰亡。虽然“非建制教会”最终消亡将取决于中梵建交达成有关中国教会行政的协定,然而由于历史惯性,在中梵达成协议后,“非建制教会”还会继续存在一个时期,任何一劳永逸的想法都是幼稚的。

主要参考资料:

  • 中国教会史:载http://home.tianzhujiao.org/board.aspx?boardid=24
  • 徐麟:“楚霖义峰”现象述评 载http://www.shengshan.org.cn/bbs/viewthread.php?tid=637
  • 楚霖义峰:中国天主教会之会党特征初探――兼论梵蒂冈在此过程中的作为。载httq://www.artblog.cn/more.asp?name=mountains&id=12913
  • 楚霖义峰:走向“双赢”——当前中梵关系解析及其发展趋势之展望。载http://www.bristolforum.com/forum/viewthread.php?tid=9990&extra=page%3D6
  • 楚霖义峰:天主教全球主教会议之“大陆主教与会问题”争议。http://pub28.bravenet.com/forum/2397288658/fetch/783514/
  • 楚霖义峰:中国天主教网络渗透术之初探兼论其与境外之互动模式。载http://bbs.tiexue.net/post_1330953_1.html
  • 楚霖义峰:从所谓《传阅文件》看梵蒂冈和天主教“地下教会”的窘境。载http://www.artblog.cn/U/mountains/archives/2006/12914.html
  • 楚霖义峰:冷眼看“合一”――-关于基督教普世合一运动的几点看法。载楚霖义峰的博客
  • 楚霖义峰:驳范学淹“十三条”书。载http://files.blogbus.com/xuyuzhijian.blogbus.com/files/1164503466.doc
  • 楚霖义峰:西南天主教的现状及可能的走向。载http://www.cath.cn/topic.aspx?topicid=11922
  • 楚霖义峰:论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与普世共融问题及与梵蒂冈之关系。载:http://zhonghua.cc.topzj.com/thread-375054-1-1.html
  • 楚霖义峰:写在中国天主教的边上。载http://www8.tianyaclub.com/pub/c/worldlook/1/151372.152.shtml
  • 方文:论及时教会 http://fw-07.blog.sohu.com/
  • 刘建刚:“梵二教会学的特色”,载《中国天主教》2003年第5期。

注释

  1.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度重大项目(05JJD770110), 东北师范大范大学2007年特色项目(NENU-SKC2007005)的研究成果。
  2. 杨凤岗: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zxwz/t20070831_13307.htm
  3.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语。
  4. 参见楚霖义峰:中国天主教会之会党特征初探――兼论梵蒂冈在此过程中的作为。载httq://www.artblog.cn/more.asp?name=mountains&id=12913。本文还参考了楚霖义峰先生的多篇文章。
  5.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发(1982)十九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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