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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最佳治理模式

张爱军(辽宁师范大学)

宗教治理具有三种模式:新权威模式、网络宗教自治模式和法治宗教治理模式。新威权模式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必要性、时效性。新威权治理因其具有倒转人治代替法治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其风险不可低估。网络宗教自治模式与网络他治相对立,减少他治是网络自治的必然要求。法治宗教治理模式具有新权威治理、网络自治不可取代的优势,终归取代新权威治理模式。网络宗教自治模式也需要法治保障。目前,三种模式应齐头并进,形成网络立体治理框架。三种模式并用才能取得宗教治理的最佳效果。

一、新权威治理模式

新权威式治理包括政策式治理、运动式治理、亮剑式治理、屏蔽式治理、销号式治理等。那种认为新威权治理已经没有意义,新威权治理必须立即退出舞台的要求只是一种目标和规范性要求,却难以经受实证的检验,新威权治理是真实的存在形态。在目前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新威权治理具有自身的优势和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乃至紧迫性。从权宜之计的角度上说,没有新威权治理对网络宗教的治理,网络宗教具有陷入混乱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新威权治理模式治理优势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威权治理模式能够及时有效地引导网络宗教舆论,使宗教舆论朝着公权力预定的轨道行进。第二,有利于社会稳定。网络宗教性群体性事件、网络宗教性维权事件就会迅速地变成现实事件,影响和破坏社会稳定、造成社会恐慌。新威权治理治理网络具有见效快的特点,它能及时有效地化解不利于社会和谐、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政治稳定、不利于政治操作谋略实施、影响顶层设计的因素。第三,新威权治理模式能够及时有效地打击网络宗教极端性言论,防止极端性宗教言论转化为极端性行为。

与此同时,新威权治理治理也带来了若干隐患。第一,新威权治理治理具有本能地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倾向,从而不利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落实。第二,培育的网络评论员因其宗教理论水平、认知水平、专业水平不高,使得具有建设性的的宗教言论难以发挥正常功能。第三,对网络大V的不恰当亮剑引起了运动性反弹,而且影响宗教思想市场的形成与发展。第四,对一些宗教敏感词的屏蔽也没有起到相应的效果,人们用各种不同的网络语言符号同样表达了敏感词所表达的内涵。

二、网络自治模式

网络宗教可以形成紧密的或者松散的社会自治组织。在自治的情况下,每一个成员的宗教参与都是主动的,宗教交流的话题也是宗教成员关心的话题,所作的决策与规则也是与每一个人宗教人士利益息息相关的决策。

网络宗教自治身份平等虚拟性的特点。网络宗教自治的对立面是网络宗教他治,网络宗教自治必须减少网络他治。减少他治就是要减少公权力不必要的介入,防止权力任意性、武断性地干预网络宗教社会的正常运行。网络宗教自治就是宗教信仰者的自我治理,通过宗教网民自我治理,实现网络的自我净化、自我更新、自我发展、自我优化的目标。

相对于人治而言,网络自治更具有自身的优势。第一,网络实现了道德自治。第二,网络实现了信仰自治。第三,网络实现了利益自治。第四,网络宗教自治会成为社会自治的新形式。

但网络自治也具有自身的局限性。第一,非理性侵蚀了网络自治的基石。第二,网络宗教自治受现实制约。在宪法还没有充分实现的条件下,宗教信仰自由也难以得到具体的保障,网络宗教自治随时受到专断的干涉。第三,网络自治受网络自身制约,宗教网民的虚拟性和开放性,使得自治难度加大。第四,网络宗教自治也会受到网民规模的限制。网民越多,规模越大,区域越大,网络自治就越会走向自治的反面。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提示了自治与人口规模、时间的关系。自治与人口规模成反比,与参与的时间长反比。人口规模越大,自治越会转向他治。参与的时间越长,参与的热情就越会减弱。网络自治也是如此。

三、网络法治模式

法治的方式核心是通过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具体的法律法令规定必须符合宪法要求和规范,不能超越宪法。法治的核心是限制公权力的滥用,使公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上行进,不得随意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从法理上讲,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公民都可以做,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公权力都不能做。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权利,任何法律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任何政策都必须以服从宪法为前提,都不能侵犯公民信仰自由。相对于人治、网络自治而言,法治的优势更为明显。

第一,法治相对人治的优势。人治在引导舆论时往往限制每一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且为稳定之故限制一些大V或草根的宗教信信仰。法治保障所有网民的平等的信仰自由,又能以其形式性、抽象性、规则性等无为而治的方式引导宗教舆论健康发展。无论是大V或意见领袖还是草根网民,无论网民的影响力大小,都给予平等的保障。不会因为是大V或意见领袖就给予特殊的对待,也不会因为草根就会受到忽视。大V或意见领袖与草根的宗教信仰自由具有平等的边界,都受法治的约束。

第二,法治相对于网络自治的优势。法治既让网络宗教自治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又克服了网络宗教自治自身的局限性。法治保障了不同宗教的等正当理性诉求,又对非正当非理性诉求实施了平等的限制。法治保障网络虚拟性,同时带来各种权益,并使其明晰化。法治保障网络宗教自治,保障网民在各种不同网络宗教共同体中自由进退。

第三,法治是执政党追求的目标。法治思维是指执政者和社会管理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原则和逻辑对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正如习近平所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只有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宪法才能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众,宪法实施才能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

法治治理也有自身的不足,这种不足,不是法治本身带来的,而是法治不完善造成的。这主要表现在,法治对公权力的限制原则不明确。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缺少法治的信仰。耶林说:“对法理念的亵渎与侮辱,比对一个人身上的侵害更令人感到痛心之至,虽然不是自己的利益,却能像自己的事一样为被压制的权利而竭心尽力的人,正是这种理想的法感觉——正是这种理想主义,才的的确确是高风亮节者所拥有的特权。”[对法治缺少信仰表现在网络上,公权力信仰权力的意志,崇拜权力万能,权力意志万能,蔑视宗教的能量,蔑视宗教对于社会发展的健康力量。

第二,对公权力限制过少。这在2013年的21号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可以看到这一点。解释仅涉及到“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敲诈勒索罪定罪”三个主要罪名,这三个主要罪名都是对网民的限制,而没有具体提及如何限制公共权力,防止公共权力滥用,没有具体防止公共权力侵害宗教信仰自由规定。而且两高解释仅仅是解释,而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款,解释不当,会使法律解释形同虚设,同时进一步助长公权力在网上宗教信仰方面的滥用。

第三,法治思维还没有从根本上形成。法治思维是以合法性为判断起点而以公平正义为判断重点的一种逻辑推理方式。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网络上,法治思维都还没有从根本上形成,人治思维充当了主要角色。

宗教治理既有规范形态,也有事实形态,不能用宗教治理的理论形态代替宗教治理的现实形态,也不能用宗教治理的现实形态代替宗教治理的理论形态,要把宗教治理的理论形态与现实形态结合起来,要发挥宗教治理理论形态的指导作用,也要发挥现实形态的规制和引领作用。宗教治理需要解决现实问题。网络是现实的投影,网络是真实的,是因为反应现实。网络政治是现实政治的组成部分,也是现实政治在网络的延伸。解决网络问题,首先要解决现实宗教问题。现实的宗教问题解决了,网络宗教的产生就失去了依托。

宗教治理是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形式。加强宗教治理能力,提高宗教治理水平,是现代政府的重要标志。加强宗教治理,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法治文明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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