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爲了將西南地區建設成爲鞏固的對日戰爭大後方，曾對西南邊疆進行全面開發。政府各部門、教科文組織和衆多團體都躋身邊疆建設，一度形成了開發西南邊疆的熱浪。基督教會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興辦戰時邊民教育作爲當時開發邊疆運動的組成部分，具有顯明的特點。無論從瞭解基督教傳教史的角度，還是從分析國民黨戰時邊疆建設運動的成敗得失，總結開發邊疆的歷史經驗的角度，都有必要對戰時教會興辦邊民教育的歷史加以考察與研究。

一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在清末大規模傳入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以後，始終把傳教與社會服務緊密結合起來。其各種社會服務事業中，教育和衛生成就較爲顯著。抗日戰爭以前，教會在雲貴川少數民族地區興辦邊民教育已取得一定成就。尤其是基督教西南教區施教中心的雲南昭通和貴州威寧等地的邊民教育歷時久，規模大，影響深廣。相對而言，四川少數民族地區的教會教育則進展較緩慢。

抗日戰爭爆發後，尤其是國民政府西遷重慶以後，大西南成爲抗戰大後方，戰略地位陡然提高，迫使國民政府把西南邊地的開發迅速提上了日程。蔣介石曾明示全國：“西南爲抗戰根據地，西北爲建國根據地”。^[1]鼓動推進邊疆開發。爲適應邊建需要，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組建了邊疆語文編譯機構；官辦的中國邊政學會、教育界的中國邊疆問題研究會等相繼誕生；作爲西南邊疆建設重要措施的西康建省也於1939年1月完成。省主席劉文輝遊說各界，鼓動強化對西南邊疆的研究、建設與開發。在國民黨政府的宣傳、倡導和推動下，掀起了頗有聲勢的邊疆服務熱。在這一大背景下，基督教會加強了在西南邊疆的傳教與社會服務活動。其中進展較大，影響明顯的主要是中華基督教會邊疆服務部領導的邊疆服務工作。

1939年夏，中華基督全國總會總幹事誠靜詒與總會青年委員、齊魯大學專任院長張伯懷到達重慶。瞭解戰時邊疆建設情況後，二人決定進行基督教邊疆服務的嘗試。6月，誠、張向國民政府行政院遞交了書面計劃。此舉正合上鋒之意，受到行政院明令嘉許。籌備工作隨即開始。1940年2月，中華基督教邊疆服務委員會成立，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爲名譽主任，委員有蔣廷黻、黃炎培等名流。委員會下設具體工作機構——邊疆服務部，張伯懷辭去齊魯大學院長之職任部主任。

邊疆服務部成立後，先在當時川康青甘四省交界的松潘、理番一帶藏民、羌民居住區設立第一服務區，稍後又在當時川康滇交界的寧屬涼山彜族居區設立第二服務區^[2]。1944年，貴州黃平縣教友李毅齊捐資3萬元，服務部請朱幫興夫婦等前往該縣開展苗族區域的服務工作^[3]。1945年春，服務部派張景南前往雲南尋甸，與當地基督教循道會和柿花箐自立會聯合舉辦邊疆工作人員訓練班，在當地苗族中擴大傳教和開展社會服務工作^[4]。整個邊疆服務部的活動區域先後達于雲貴川康四省，但中心在川康滇交界的彜族區域和川康青甘交界的藏族羌族地區。

與歷來教會的傳統作法一樣，邊疆服務部始終重視興辦邊疆的教育和衛生事業。據邊疆服務委員會四屆年會記錄摘錄，該會所有的經費“均系指定爲教育衛生兩項用途” ^[5]。在邊疆服務部推動下，邊疆教會教育在抗戰時期形成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二

在普通教育方面，服務部主要從兩條途徑開展工作，一是自辦邊民小學。1940年春，川西服務區在理縣佳山寨和日爾覺寨首先辦起兩所普通小學。次年春，西康服務區在會理小黑箐辦起第一所小學。此後兩區陸續興辦，至1948年，屬邊疆服務部的普通小學已達12所。具體情況見以下一覽表^[6]：

中華基督教會邊疆服務部成立後，積極組織教內外有志邊疆建設的知識份子深入彜藏羌等少數民族村寨辦學。採取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職業教育同時並舉的方式，努力向邊民傳播現代文化科學知識。經數年艱苦經營，在窮山惡水之間留下了一批現代教育的成果。

上表資料是中華基督教全國總會1948年召開第五屆年會時的統計，反映的是當年情況。邊疆服務部的工作在抗戰勝利後漸趨低落，抗戰期中各校學生人數當較此表統計略多一些。例如小高山小學1944年建校時學生爲30人^[7]，上表統計是13人。會理小黑箐小學1942年在校學生36人^[8]，上表統計僅25人。由於邊疆環境惡劣，基礎極其薄弱，邊民小學不可能按內地小學規則辦理。一般是，凡有生員，不論多少都招收，也不管年齡大小均錄取，因而往往三五人就分爲一班。上表中一校30名左右的學生就分出五六個班的現象就是這樣産生的。小黑箐小學1942年秋開學時有30名學生，分成四個班，也就是四個年級。三年級4人，二年級9人，一年級14人，幼稚班5人^[9]。在邊地的各校均實行義務教育，學費、學習用品費用都不用學生繳納。

邊疆服務部實施邊疆普通教育的另一途徑，是參與各地政府的普教工作。1944年夏，服務部在鹽源縣河西設立服務處，自辦學校未成之前，教員就義務爲本地小學擔任部分教學工作^[1]。在新工作區龍溪寨，服務部同工在服務開展伊始，也義務爲當地中心小學講授高級班主要課程^[11]。1943年，理番縣政府在九子屯二瓦寨創辦示範小學，財務齊備，人力不敷。服務部就派員前往主持該校事務、負責全部教學工作^[12]。該縣縣長重視師資培訓，每年寒暑假興辦師資培訓班，邊疆服務部每次都派人授課^[13]。此外，服務部還每年組織成都各大學學生暑期服務團（後又組織西昌大中學生暑期服務團），深入少數民族地區開展教育、衛生服務和調查研究。該團在爲邊疆培養師資方面作了重要貢獻。1943年，邊疆服務部組織第三屆成都大學生暑期邊疆服務團，由華西大學、四川大學、金陵大學、齊魯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女大、燕京大學、華西神學院等8校教師學生32人組成，其中有教授4人。該團在邊疆服務部服川西服務區組織下，與理番縣政府合辦全縣國民教師講習會，歷時半月。由服務團教授講課，團員參加輔導。是少數民族地區罕有的高水準的師資培訓班，“成績頗佳” ^[14]。

邊疆服務部實施成人教育的主要方式是在各小學附設民衆學校。抗戰以後，服務部創建的12種小學教附設一所或兩所民衆學校^[15]。其中絕大多數爲民衆夜校，少量的爲半日學校。民校的課程有民衆讀本、算術、音樂、時事等，全部由所在地小學教員講授。除禮拜天外，每晚上課^[16]。正規化程度與普通小學相去無幾。

此外，各服務區還根據當地實際需要，採取環境許可的方式，開展靈活多樣的成人教育工作。川西區在威州設立固定的民衆圖書館，在雜穀腦則設流動圖書室，把書報送到偏遠村寨，供邊胞閱讀^[17]。西康區的形式更爲多樣化：其一，在西昌設一活動中心，每周舉行青年團契，音樂練習，時期報告，平民識字班等活動。中心設有閱報室，供來此活動者閱讀書報；其二，每月向河西高草壩等地作抗戰宣傳，時事講演，圖書流動等；其三，組織不定期的巡迴施教隊，與巡迴醫療隊一起深入偏遠村寨，傳授常識性的知識^[18]；其四，在西昌和河西服務處附設彜胞招待所。要求投宿彜胞戒酒，男女分住，洗手洗臉，不隨地大小便等，藉以改變邊民落後的生活習慣。晚上，由服務部同工講故事，教唱歌，放幼燈，傳播一般生活生産知識，開啓彜胞智慧^[19]。

爲了迅速改進邊疆的生産，近快提高邊民的物質生活水平，邊疆服務部對職業教育也給予充分的重視，先後採取下述方式加以推進。

第一，所屬各服務處利用處所周圍空地進行農作物種植和家禽家畜飼養示範。西康區昭覺服務處在院內和周圍空地試種蘋果、葡萄、小麥和十餘種蔬菜，獲得成功，並以收穫物招待彜胞以引起他們種植的興趣^[20]。川西區雜穀腦服務處處用所屬醫院的空房飼養良種雞，培育出體大、蛋大的優良種雞，曾在成都展覽所産大蛋，産生了廣泛的影響^[21]。該處試種蘋果也大獲成功，在邊民中推廣後對當地生産影響頗爲深遠。

第二，開辦農牧試驗場和手工習藝所。川西區在雜穀腦設有一婦女毛織習藝所，不僅向當地婦女傳播紡織技術，還爲外地培養紡織工藝輔導人才^[22]。“婦女們對於縫紉和編毛絨等手工都頗感興趣”^[23]，的確取得了新的生財之道。該區在威州設立的家畜改良場，“目的在介紹優良家畜品種，及改良本地家畜品種”^[24]。起初，改良場從荷蘭等國引進一批優良牛羊品種，在場內進行雜交試驗，培育適合本地飼養的新種^[25]。因邊民經濟力單薄，牛羊新種推廣緩慢。抗戰後期，改良場轉而重點培育優良豬、雞品種。豬雞更宜當地發展，因而受到了邊民的熱烈歡迎^[26]。

西康區在成立之初曾擬與西康省寧屬屯墾委員會合辦一所邊民實用職業學校，並附設一個二十畝地的農業實驗場^[27]。因適逢屯墾委員會改組未能實施計劃。後西昌三一新村服務處成立，創辦了一個混合農場。該場進行水田、旱地作物育種，家畜家禽繁殖和蔬菜果樹種植試驗。由金陵大學畢業生李士達主持工作，向邊民作養殖種植業示範^[28]。

第三，與地方政府，科研機關合作推廣農業科學技術。西康區鑒於當地農業以小麥種植爲主的實際情況，1945年春向國內各大學農學院、中央農業試驗所收集優良小麥品種24種，與屯墾委員會聯合進行比較試驗。試種後選出5種適宜當地種植的品種向邊民推廣。同時，雙方還合作進行玉米、蔬菜栽培試驗，均取得成功^[29]。

川西區1944年秋對川西農業情況作全面調查，發現川西小麥腥黑粉病嚴重危害該區小麥生産，取得詳細病害情報。次年，服務區與四川省農業改進所及汶川、理縣政府合作進行防治。經過宣傳和示範，使前此完全不相信腥黑粉病嚴重影響生産的邊民懂得了防治的重大意義。産生了防治的主動性、積極性和自行防治的能力^[30]。

上述方式都還不是成體系的職業教育形態。但在當地當時的條件下，它對於傳播先進的生産技術和改變落後的生産習慣，卻無疑是有效的途徑與措施。

三

抗戰時期，基督教會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興辦的邊民教育一直存在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十多年的艱苦經營所取得的成就和經驗都是值得一提的。

在西康區，成績最顯著的是合理小黑箐小學。小黑箐爲偏遠的彜民村寨，山高路險，地廣人稀。學生來自周圍8個村寨，須行5至10裏山路上學。但該校自1941年建校以後，長久興盛不衰，經常保持有學生30人左右。該校還附設民衆學校兩所。茨竹菁民校設在小學內，學生來自五六裏之外的村寨，每晚燭光火把、翻山越嶺到校上課。民校除授文化課，還舉辦俱樂會、讀書會、開展音樂、遊藝、展覽、體育運動等多種活動。學生讀書興趣濃厚，白天在山坡草地常可見到一邊放牧一邊讀書的彜胞。大宛民校設在距小學8裏的大宛村，常有學員27人左右。小學教師每晚輪流去授課。該校彜胞學員讀書積極性亦頗爲高漲，當時的教師曾說“夷人熱心讀書，實在感人”^[31]。

川西區理縣佳山寨小學是該區、也是整個邊疆服務部最突出的邊教成果。該校建校於1940年，學生來來源於西山寨、儒達寨、佳山寨的羌民聚居區，經常有30來人就讀，每年均有學生畢業，十年來未曾間斷。該校還附設男夜校、婦女識字班和一所幼稚園。至1949年，該校畢業生升入外地高一級學校就讀者已有16名。其中，考入威州師範4名，松藩職業學校3名，眉山農業職業學校1名，成都高琦中學2名，川西醫護訓練班2名，等等^[32]。1945年3月，服務部組織佳山寨學生錦城觀光團，由該校三至六年級學生9人，婦女識字班學員8人組成。這是羌民歷史上的一大壯舉，轟動了四川省政府和社會各界。川康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省府主席張岳軍（張群）分別接見觀光團學生，並贈送書包、銀戒指等禮品，以示鼓勵。觀光團在蓉參觀訪問十日，先後與各高等院校、中央日報社、美國紅十字會空軍醫院等聯歡；參加兒童節慶典，各界慰問新兵大會和盟軍招待會等。學生們的表現展示了他們受教育的收穫，在中外人士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3]。

佳山寨小學對羌民社會的影響是深遠的。它在當時已成爲川西羌民區域吸收和傳播現代文明的一個中心。解放以後，新政權的幹部有相當一部分也是得益於此。

戰時基督教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興辦的教育事業，對廣大的邊疆而言仍然只是幾點微弱的火星，相形於現代教育更算不上有多少成就。但是，如果對照前此的邊疆教育情況來看，問題就又當別論了。川康滇邊地區在趙爾豐主政前尚無教育，趙氏經邊以還，歷代政府儘管曾大力推進現代教育於邊地，但直到抗戰時期仍基本是失敗的。邊民厭學，視讀書爲當差，且認爲讀書時間長，是最苦的差事。直到1940年，西康關外少數民族學生完全“系雇讀而來”仍是“公開的秘密”。在道孚縣、孔薩保、麻孜保是六家共雇一個，瓦日全保共雇10個，格西八家共雇1個，明正保全保共雇9個，莫卡一寨共雇5個^[34]。學生既源于雇請，就難免隨時更替，“能一人始終其業者絕少”。因此，“數十年來邊民之畢業于學校者無幾”^[35]。

相較之下，基督教會所辦的邊民學校卻是另一番情景。會理小黑箐小學可算是當時最偏遠的彜族學校了，但該校自建校就不曾有雇讀問題，且引起了邊民讀書的興趣。茨竹箐、大宛兩寨彜胞主動要求辦學，小學無力另設學校，只好附設兩所民衆學校滿足彜胞的要求。教會辦學能如此順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已掌握的材料來看，主要原因在於：其一，辦學人員富予爲邊疆獻身的精神，邊疆服務部本基督的仁愛之心，爲邊疆同胞服務而設。其成員受到宗教精神的感召和抗戰救國激情的影響，絕大多數都置名利於度外，一心一意爲邊疆事業獻身。埋首荒山野嶺數年如一日者不乏其人。美籍華人李美英抗戰期間赴雜穀腦參加邊疆服務，與服務部醫生崔毓珊結婚。至1946年，因懸念老母，決定返美探親，已到成都又返回邊疆。她在致同工的信中說：“我深感到美國的家，不如雜穀腦的家，我真正的家是在中國” ^[36]。小黑箐小學兩教員負責本校和兩所民校的全部授課工作。每晚輪流翻山越嶺16裏去民校講授，次日又得登小學講臺，其辛苦可以想象。但是二人只有一個願望：邊民需要教育，“這是我們的責任，……我們一定得格外努力”^[37]。這樣的服務精神，在當地政府所辦學校中是不多見的，而在教會學校中卻是常事。

其二，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在清末以後教育所以失敗，據當時的專家總結，主要原因之一是教育與邊民實際需要完全脫節。邊疆服務部吸取這一教訓，在按規定使用國民政府部頒教材的同時，採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使施教與邊疆實際需要結合起來。首先，服務部設教以醫療開道。每到一處，先行治病，顯示現代醫學的效能，使邊民相信服務部的工作對他們有好處。在此基礎上始行辦學，往往能比較順利。在施教過程中，除講授正規教材外，加入較一般學校更多的生産、生活教育和娛樂性教育的內容。服務部各校均設手工習藝班，授以學生和當地婦女毛麻紡織技術^[38]。並利用學校空地，開辦小型農技示範場，指導學生開荒地造梯田，教給邊民利用土地的方法，改良耕作試驗農作物和果樹良種及各類蔬菜。不僅教怎樣種植，還教如何樣烹食^[39]，使邊胞通過學習獲得近期利益。娛樂性教學有音樂、運動、觀看圖片幻燈等，但主要內容是音樂。鑒於少數民族具有喜好唱歌跳舞的天性，邊民學校把音樂放在重要地位。學生“音樂進步得特別快”，把抗戰新歌傳到極其偏遠的山寨^[40]。既提高學生上學的興趣，也傳播了先進的文化。

其三：方法靈活，形式多樣，邊疆學校分班級完全以學生程度爲准。只要程度一致，有幾個就分幾個爲一級。30人左右的一校往往低至幼兒班，高到六年級齊全。校舍不夠，就實行複式上課^[41]。目的只有一個：不放過任何一個願意受教育的邊胞。課時安排也不強求一律，完全根據學校覆蓋面大小，學生到校情況而定。有的在上午八時至下午二時上課，有的把授課安排在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之間，儘量爭取滿足授課的實際需要。另外，邊校還普遍實行流動教學。夏季，分出教師到山坡草地，把放牧牛羊的學生召集起來，有三五人就行授課^[42]；農忙季節，教師到地裏與邊胞子弟共同勞動，一邊幹活一邊教唱新歌，講故事，傳播生産衛生知識，休息時教他們識字；冬季，教師到邊胞家裏，教讀書識字、唱新歌、讀報紙、放留聲唱片^[43]。不放過點點滴滴傳播知識的機會。

其四，加強學校與邊民之間的聯繫，爭取全社會的支援。在創辦小黑箐小學時，邊疆服務部爭取到彜族土司羅皓明的支援，創辦過程就極其順利。建校後，又請羅長期出任校長，對該校的穩定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川西區雜穀腦服務處成立後，與當地羌族上層婦女官淑員建立起友好關係，並培養她成爲知識份子。服務處先後與她合辦兒童生活學校^[44]和善廷小學^[45]，都獲得了成功。西康河西服務處通過西昌邊胞招待所與彜族土司沈依柱搞好關係，在創辦小高山小學時，得到了沈氏的熱情支援，連校舍也是沈氏所捐。學校建成舉行慶典，又請沈及當地所有上層人士出席。禮畢飲雞血酒起誓，共同爲辦好學校盡力^[46]。

平時，各邊小則抓住邊民過節、學校放假等機會，到村寨與邊胞共同參加慶祝活動，宣傳讀書好處。各地學校都與當地少數民族同胞建立起親密的關係，教師出訪，家家“待如上賓”，臨行時還送給各色禮品^[47]。這些活動，大大加深了邊胞對學校的瞭解與認識，給辦好學校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邊疆服務部採取的上述辦學措放，融洽了學校與邊民的關係，避免了當時政府辦學所遇到的邊民“視學校爲陷阱，視教師爲寇仇”的困境^[48]；也在一定程度上培養了邊民辦學讀書的主動性。爲文化基礎薄弱的少數民族同胞接受現代教育找到了一些具有實踐價值的途徑。

四

抗戰時期，基督教會在少數民族地區興辦的教育事業仍然屬於教會慈善事業的一部分。但是，與傳統意義上的教會教育相比較，戰時邊疆的教會教育具有顯明的特點。

辦學方針 戰時邊疆基督教會的教育事業是在邊疆服務部的服務方針指導下創辦的。服務部主任張伯懷曾明告教友：“本部是以宗教的精神從事服務工作，……在適當地情況下，我們也願宣傳宗教，傳佈基督，……但是我們不是宗教的侵略，……在地方人民不歡迎的區域，我們可以根本不傳教，我們的口號是‘爲服務而傳教’，不是‘爲傳教而服務’”。^[49]在這一方針之下，服務部辦教育基本上是爲邊民服務。其所創學校受其指導和人力物力資助，但教會爲了獲取民心站穩腳跟，並不急於對這些學校進行控制。服務部公開表明的意圖是：第一步由教會爲邊胞服務入手，逐步增強邊民自救的能力，第二步是達到邊民完全自己爲自己服務的目的。因此，服務部辦學儘量爭取與邊民領袖和當地政府合作，並逐步把辦學責任的重心移向後者，使自身處於起“補充、輔助”作用的地位^[50]。

教學內容 邊疆服務部所辦學校都不正式設神學課，傳教在課餘和校外進行。教學的基本內容是國民政府部頒教材，各校只根據當地實際需要加入相當數量的手工習藝、農作物種植、家禽家畜飼養技術等內容。基本上是按文化教育與生産教育相結合的需要施教。

培養目標 戰時基督教會的邊民教育是“輔助性質”的，因而沒有提出明確的獨立的培養目標。但從教育實施情況來看，各校都是以培養有一定文化知識的邊民和向外地高一級學校輸送學生爲目的，沒有培養本教教徒的宗旨。就成就最爲顯著的佳山寨小學而言，從1949年工作總結中也可看出，他們認爲最值得一提的成績是向外地學校輸送16名畢業生^[51]。

思想教育 邊疆服務部所辦學校的思想教育是由該部的政治傾向所決定的。1939年，邊疆服務部開始籌備時，提出的口號是“爲了祖國利益，爲了人道正義，爲了天國的真理”而服務邊疆^[52]。在抗戰時期，其活動主要是回應國民政府建設大後方的號召，參加邊疆的開發與建設。抗戰勝利後，在國民黨發動內戰的危險面前，服務部刊物登出的《基督徒對時局的意見》^[53]，呼籲制止內戰，實現和平，改革政治、促進民主。明顯地傾向要和平、要民主的人民大衆一邊。服務部指導的邊民小學及民衆學校的政治傾向與此完全一致。在抗戰時期，主要是對學生進行抗日救亡愛國的思想教育。各校在校內外辦抗戰壁報，宣傳抗戰消息^[54]，講抗日將士的戰鬥故事，教唱抗日歌曲，如《松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等等^[55]。向邊民灌輸抗日救國的思想，收到了較好的成效。在會理小黑箐這樣偏遠的村寨，彜胞也熱切關心國事，每逢邊校宣讀的抗戰消息講到我軍勝利，聽者就鼓掌歡呼；講到我軍失利，即憂形於色^[56]。

上述情況表明，抗日戰爭時期基督教會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興辦教育的宗教性質較少。1948年，邊疆服務部考察了本部服務工作，自認爲他們的服務“可以稱爲一種愛國工作”。從我們目前所接觸到的材料來看，這一評價對基督教會服務事業之一的戰時邊疆教育應該說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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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中国之命运与边疆建设》，王文汉、张长生《边疆通讯》第1卷第1期。↩
2. 中华基督教总会第五届总议会记录。↩
3. 《总中三十一大事记》，《边疆服务》第1期。↩
4. 《在寻甸》，张宗南《边疆服务》第8期。↩
5. 《边疆服务委员会四届年会纪录摘录》，《边疆服务》第1期。↩
6. 三十七年度边疆服务部工作简报。↩
7. 《河西夷区开荒记》。王靖寰《边疆服务》第6期。↩
8. 《会理小黑箐小学》，罗皓明《边疆服务》第2期。↩
9. 《会理小黑箐小学》，罗皓明《边疆服务》第2期。↩
10. 《会理小黑箐小学》，罗皓明《边疆服务》第2期。↩
11. 《川西动态》，《边疆服务》第5期。↩
12. 《本部近讯》，《边疆服务》第4期。↩
13. 《川西动态》，《边疆服务》第10期。↩
14. 《总中三十一大事记》，《边疆服务》第1期。↩
15. 三十七年度边疆服务部工作简报。↩
16. 《教育在小黑箐》，罗皓明《边疆服务》第8期。↩
17. 《川西区三十一年大事记》，《边疆服务》第1期。↩
18. 《西康区三十一年大事记》，《边疆服务》第1期。↩
19. 三十七年度边疆服务部工作简报。↩
20. 《康区大事》，《边疆服务》第8期。↩
21. 《川西动态》，《边疆服务》第4期。↩
22. 《边疆服务部工作概况》，张宗南《边疆服务》第1期。↩
23. 《我们对萝朴寨工作的意见与展望》，《边疆服务》第9期。↩
24. 《川西动态》，《边疆服务》第4期。↩
25. 《川西区1950年工作计划》，《边疆服务》1950年第2期。↩
26. 《边疆服务部工作概况》，张宗南《边疆服务》第1期。↩
27. 中华基督教总会第五届总议会记录。↩
28. 西康区作物育种工作报告。↩
29. 《川西区小麦腥黑粉病防治区访问录》，《边疆服务》第11期。↩
30. 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三十三年工作报告摘要。↩
31. 边疆服务部川西区1949年工作报告。↩
32. 《最近消息》，《边疆服务》第2期。↩
33. 《改进西康教育之管见》，《康导月刊》第2卷第10期。↩
34. 《改进西康教育之管见》，《康导月刊》第2卷第10期。↩
35. 《本部消息》，《边疆服务》第2期。↩
36. 《教育在小黑箐》，罗皓明《边疆服务》第8期。↩
37. 《我们对萝朴寨工作的意见与展望》，《边疆服务》第9期。↩
38. 西康区三一新村服务处工作简报。↩
39. 《拉不楞办学记》，于式玉《边疆服务》第4期。↩
40. 《春到大凉山》，《边疆服务》第17期。↩
41. 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三十三年工作报告摘要。↩
42. 川西区三十四年七月份工作报告。↩
43. 《我们对萝朴寨工作的意见与展望》，《边疆服务》第9期。↩
44. 《本部消息》，《边疆服务》第18期。↩
45. 边疆服务部川西区1949年工作报告。↩
46. 《河西夷区开荒记》。王靖寰《边疆服务》第6期。↩
47. 《会理小黑箐小学》，罗皓明《边疆服务》第2期。↩
48. 《改进西康教育之管见》，《康导月刊》第2卷第10期。↩
49. 《本部的回顾与瞻望》，张伯怀《边疆服务》第4期。↩
50. 《本部的回顾与瞻望》，张伯怀《边疆服务》第4期。↩
51. 边疆服务部川西区1949年工作报告。↩
52. 三十七年度边疆服务部工作简报。↩
53. 载《边疆服务》第11期。↩
54. 《教育在小黑箐》，罗皓明《边疆服务》第8期。↩
55. 《柿花箐去来记》，张宗南《边疆服务》第8期。↩
56. 《教育在小黑箐》，罗皓明《边疆服务》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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