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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传教士眼中的藏人与藏地

徐君吴晶(四川大学)

19世纪末,在中国西部各省区传教的基督教各差会联合创办了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华西教会新闻》)[1],这份创刊于1899年2月、1943年底停刊、历时45年的英文期刊,是基督教在西南地区创办的第一份刊物,也是基督教在四川乃至整个近代四川新闻史上出版年份最长的期刊。《华西教会新闻》的报道涉及到各传教团体在华西兴办教育、设立医院、从事社会救济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与详细活动,也涉及了西部中国的政治经济、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及社会状况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有关于基督教在藏区几个传教点活动情况的零星介绍及一些康区藏族社会和藏传佛教的记载。

通过华西教会新闻,传教士们将传教地介绍给西方社会,虽然这些描述与记载显得零碎而散乱,但它们都是纪实性的著述,是外界对于藏区社会及宗教文化认知的一个角度和侧面,很多外国人也是通过这些传教士的零散记载而了解到藏区、藏地和藏族文化。这些有关传教士眼中的藏地风俗习惯的描述,尤其是传教士们的亲历性资料,成为后人深入系统研究外来西方宗教文化与藏地文化交流碰撞最真实和可贵的资料,因为这些资料通常与中外官方文件记载有着完全不同的角度及记述方式,为了更进一步地研究异文化交流碰撞情况,对这些零散描述的初步整理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既是立足于此的基础资料梳理与评述的结果。

一、 传教士眼中的藏族社会

基督教进入康区传教,也同时向西方社会尤其是向教会差会介绍在康区的所见所闻,以期得到国外更多基督徒的同情、支持和奉献,呼召更多的人投身到藏地传教中。1899年由华西各差会联合创立的《华西教会新闻》就是面向国内外发行的传教士之间相互交流传教信息的一份报纸。《华西教会新闻》中有大量关于各传教区的历史、宗教、文化、传统习俗等各方面的记述,其中有许多来自打箭炉和巴塘等传教站的传教士们对康区各方面情况的详细记载,为西方世界认识康区社会打开了一扇窗口。

(一)、康区的自然环境

基督教传教士首次进入康区,被康区独特美丽的自然环境所吸引,这也是所有进入康区旅游传教者们的共同感受。通常传教士们会把真实感受写出来发表在《华西教会新闻》上,因此,《华西教会新闻》中就刊登有许多关于康区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的描写。

如内地会传教士叶长青[2]在康区旅行时所写的游记中,有一大半的笔墨都在描写旅途中的自然景色,丰富的植被和各种动植物。他写道:“我第一次见到具有中亚特色的广阔富饶的高原,茂密的草场,无数蜿蜒盘旋的小溪从中穿过,……散布在草原上的是各种各样的花朵,格外美丽。”[3]传教士John E. Lenox写道:“沿着风景宜人的山涧小溪,走进美丽如画的大山里,这时,你会看到一片你从未见到过的风景,美丽的峡谷、陡峭的山坡、崎岖的小路、涓涓的瀑布,让人流连忘返,甚至还可以免费洗个澡。”[4]

在传教士赞美自然景色的同时,我们似乎也能从他们的笔下读出他们眼中的康区社会的落后、蛮荒、混乱和无序。

(二)、康区的人文环境

然而,令到康区传教者们惊叹的还远不止这些自然风景,生活在这些崇山峻岭中的民众更令外国传教者们惊异。在传教士眼中,藏族人是原始的、野蛮的、无知的、未开化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肮脏污秽的世界。

在他们看来这些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生活的人与自然景色的美丽形成鲜明的对比:“旅行者很快会注意到,理塘地区的人们比起明正土司的同胞们更脏更丑。在理塘,妇女的发式非常的丑陋,盘发的基底用三个银盘,根据每个人的地位不同大小各异,前两个是与这里著名的宗教有关,第三个放在枕骨隆起的部位。她们的头发又脏又乱,编成几十个辫子,用一条宽布带连接起来,布上有贝壳、绿松石、珊瑚珠等做饰物,从背部一直挂到腰部,前面是一绺散着的头发,垂到眼或鼻尖,并用一种粘着剂使它不盖着脸,这些难看的附加物使理塘妇女的美丽大打折扣。……消瘦的男人和肮脏的女人在温暖的阳光下捉虱子,他们都裸露着身体在肮脏黑暗的房屋顶上或阴沟里嬉戏。”[5]

同样是藏族人,他们对有身份有地位的藏族贵族的描述却是另外一种笔调:如在康区传教的徐丽生邀请明正土司到教会时,要去巴塘的美国传教士第一次见到真正的藏族人,他们都觉得“明正土司非常和蔼、谦逊、不摆架子。人们猜测他像似汉族的先生。他的妻子身着藏族服饰,非常漂亮。她的辫子是用一根很长的红绸带盘在头上,她发质光滑柔亮。她圆圆的脸,洁净而又美丽。带着大银质耳环和项链,身着藏式女裙,黄色丝绸做腰带。我们都觉得她异常美丽。”[6]

从传教士们对于藏族不同阶层的描述中有天壤之别的情况看,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藏族社会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也隐现了这些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们为了获得藏族上层社会的认可,获取与他们的友谊,他们对于藏人评判的眼光也在发生着改变。

康区传教士认为藏族人是野蛮的。巴塘基督会传教士在描写巴塘人时这样说:“巴塘人以他们的凶狠而闻名,一句拉萨的谚语中说:‘三个巴塘人在一起,就一定不会安宁。’因此,对于圣经中的规劝‘慢以平怒’,在巴塘是不会有人听的,‘不要生气、不要犯罪’更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藏族人性子急,在他们的行为中经常可以发现这种‘激情’。他们的刀、枪、石头、拳头、或牙齿都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而充当对付敌人的武器。”[7]

康区传教士认为藏族人是无知的。“藏族人极其无知,甚至喇嘛们的地理知识还不如一个六七岁的英国小男孩。一天晚上,我听到藏族侍卫们在讨论有关地理的问题,‘地球上有多少个国家呢?’一个人问道,另一个回答说:‘哦?难道你不知道吗?只有英国、法国、倮倮、广西省还有番地。’这些朋友们可怜无知的灵魂令我非常惊讶。”[8]

康区传教士认为藏族人最缺乏的品质特征是诚实,这也是他们在教育藏族孤儿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那些非常狡猾、善于说谎的人被藏族人认为是最聪明的人,这种观念在藏族的民间传说中也普遍存在。[9]

在传教士眼中,藏民为了适应严酷的生存环境而建造的房屋是“肮脏的”、“落后的”。“他们的木头房子,第一层是饲养牲口的地方,又黑又脏,第二层是个大厨房,屋子中间是开放式的火塘,这一间房是集厨房、餐厅、起居室和卧室为一体的。”为了传播基督教进入康区,传教士们不得不主动融入藏族社会中。在与藏民的相处中,“我们逐渐习惯了藏族家庭的脏乱环境,几乎忘记了干净的房屋是怎样的。”[10]

在传教士们的眼中,康区社会尽是“未开垦的土地”和“未开化的藏民”,他们有意识地强调藏族社会文化与他们自身文化的差异,从而把传教士自己置于开拓者和救世主的位置。

(三)、康区的社会环境

由于清末治藏政策的失误、英国等外来势力的挑拨、内地辛亥革命的成功、驻藏清军的驿动等原因,致使中央政府权力在西藏地方的威信逐渐弱化,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逐渐趋于不正常状态。特别是1910年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同时清政府宣布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后,西藏政局更加错综复杂。康区虽然在清末设置川滇边务大臣,在各地进行改土归流,实施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措施,但是由于时间短,对于传统康区社会没有形成大的改变。

民国成立后,把自打箭炉至察木多之间的藏地划为特别行政区,但康区社会仍旧一片混乱,时常会发生抢劫、杀人等事件。以巴塘为例,“当地藏民,一看到胆小怕事且无能地汉族人,就趁机抢劫,胡作非为。这里指的是周边地方的藏民。官员也不去抓这些人,甚至有时自己的士兵也会被藏民杀死。”[11]自1911年开始,汉藏之间的冲突不断,更使本来就动荡不安的康区变得更加混乱。

在《华西教会新闻》中,“边境传教士”的安全问题,一直是华西传教士们关注的话题。身处动荡社会之中的传教士,为了找到合适的时机开展传教工作,他们对康区的局势非常关心。同时,他们也对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做些记录和评论。如1914年驻乡城川军营长陈步三暴动,杀旅长,直趋打箭炉。传教士们专门为这件事写了篇文章,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个事件似乎是西藏军队的高度集权和腐败的必然结果。陈步三向政府叛乱,他的行为是不对的。但相对来说,他所做的也不完全是件坏事。中国的军官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他们都很令人反感,而藏族人却没有法律意识。……陈步三事件只是边境地区治理混乱的一个小小细节而已。中国至今无法意识到这个海拔一万英尺地区的真正问题。”[1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身处战乱之中的传教士作为旁观者,对汉藏双方的态度,他们身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教士,在情感上显然是偏向少数民族的。康区传教士对于藏区社会的体认是很直接的,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大环境了解,很多时候也是片面的。

二、 传教士眼中的藏传佛教

基督教是一神教,只信奉上帝,不许崇拜别的神灵,而佛教恰恰是一种多神的偶像崇拜。因此,它视佛教为“异端”,欲取而代之。

佛耶二教在本体论、轮回说、因果报应、天堂地狱等等问题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基督教传教士从自己的宗教立场出发来看佛教,从各个方面都对其加以否定。十九世纪著名的新教传教士艾德(Ernest John Eitel)就认为,佛教教义中充满了荒谬与矛盾,对当下社会也没有什么贡献。他说:“佛教是一种由人创立的既不好也不坏的宗教:它是一门没有灵魂的学问,它不能再生;它毫无欢乐可言,没有热情,没有朝气,悲观等待毫无结果。这些干枯的形骸能存在下去吗?”[13]

(一)、传教士眼中的藏传佛教

在康区传教士眼中,藏传佛教是基督教在康区传播的最大障碍。“在西藏的喇嘛阶层中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偏见、固执和先前的观念并不是最大的困难,一个有组织、有体系的宗教才是最大的困难,这个障碍才是传教士需要克服的。”[14]

藏传佛教的僧侣在传教士看来对社会、对百姓都毫无用处。巴塘基督会传教士这样写道:“每个喇嘛寺都有不同年龄的穿着红袍的喇嘛,他们对社会毫无贡献。每个家庭都要把自己的一个儿子送去做僧侣。你可以渐渐看出藏传佛教在整个民众中有多么大的影响力,尽管有许多人根本不相信这种盲目崇拜。喇嘛教并不能弥补人们的罪恶,而基督教无论何时,都能给人机会。”[15]“喇嘛教只是一种交易活动的组织,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宗教体系。大多数僧侣占据着这个职位,只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他们能掌控天上之神、地上之物、地下之魔,因此藏族人在行事前都要先请示僧侣。如僧侣能为做生意的人看守保护神和财运等等。人们同样也害怕僧侣,因为他们‘能做好事也能做坏事,能救人也能杀人’。 请喇嘛并不是免费的,每次都是要给他们些钱或礼物。”[16]这些都是康区传教士对喇嘛的普遍印象。

除此之外,传教士还对藏传佛教的教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一些寺庙里,与有学识的喇嘛讨论佛耶二教的异同。在康区游历多年的打箭炉内地会传教士徐丽生就曾到过康区的很多喇嘛寺庙,也常常会与博学的喇嘛讨论基督教与藏传佛教的区别。他在《华西教会新闻》1919年2月和3月的报道中,记载了一次与喇嘛的讨论情况:

寺主是个相当高贵的人,我们讨论了一些关于基督教的话题,我给他一些圣经读物,他仔细地看了一会,说:“不,这个世界不是被创造出来的,是羯磨(Karma也称“业”)的结果。”我把他的注意力转向现实世界,从佛教庞大的发展体系,从早期的乔达摩,从无神论到有神论信仰,我问他:“你认为你的信仰就是本初佛,是至高无上的神吗?”他回答:“是的,就像你上楼的阶梯一样(他为我指了通往二楼的梯子,爬起来很费力的样子),佛教已经从小乘发展到大乘,以及大乘的几个阶段,这些都如同向上的阶梯一样,我们都相信有至上的神,它不是如同你们的神一样的造物主。……天地万物,包括六种生命,都是业报的结果。”我试图把他引导到第一因(the first cause)上来,但这简直就是白费力气,对于他来说,第一因就是业,或者根本不承认有第一因。也就是说,有一个自生的,具有人性的,活着的神、造物主。[17]

在博学的喇嘛面前,传教士力图证明基督教比藏传佛教更加优越,并努力寻找藏传佛教中的西方因素:“我注意到在西藏的诸神中,只有一位神的塑像是以西方的方式放下腿坐在椅子上的。藏族人的解释是,这样的坐姿是表示即将到来,但是我个人认为,他的坐姿是“Love(爱)”的意思,这是由基督教对佛教中大乘佛教的影响而联想到的。”[188]

徐丽生认为,对于西藏的普通百姓来说,宗教信仰是迷信,是鬼神崇拜;对于普通喇嘛来说,宗教信仰是他的生活,是他谋生的方式;对于一个博学的喇嘛来说,宗教信仰就是藏传佛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哲学体系。总之,对于基督教信仰来说,“藏传佛教是个不知道灵魂崇拜和真理的信仰。”[19]

(二)、传教士眼中的藏族信众

对于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人来说,他们的信仰如同雪山一样,是永远也无法转移的。在康区的传教士也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认为藏民是处在藏传佛教的掌控之下,他们受到的是藏传佛教的统治,是迷信观念和盲目崇拜的束缚,这对他们“没有一点价值”[20]

传教士认为藏族人虽然会严格的遵守风俗习惯,但不会严格的遵守他们所信仰的藏传佛教。“大多数藏族人都非常清楚佛教的道德准则,但是很少有人想过要遵守这些道德准则。杀人、偷盗、通奸、谎言、愤怒、欺诈、诽谤、贪婪和仇恨,这些无视清规戒律的事情普遍存在。他们可以张口就祷告,并且一边祷告一边去大胆的抢劫。”[21]因此,传教士认为藏族人的本性是矛盾的,在表面上是信仰藏传佛教,但是这种宗教对他们的行为并没有起到真正的约束作用。

基督教传教士认为只有信仰上帝,藏族人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藏族人完全是宗教习俗的奴隶,没有上帝,他们就没有希望。人们从早到晚都在不停地祷告,但是灵魂还是像黑夜一样黑暗。他们的信仰像他们的天气一样恶劣,结果也如同他的葬式一样可怕(意思是被烧掉或被吞噬)。他们将糌粑做成的神像随身携带,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灵是由真正的上帝(the true God)所滋养的。”[22]“喇嘛教并不能弥补人们的罪恶,而基督教无论何时,都能给人机会。耶稣基督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忍受着被钉十字架的羞辱,西藏和其他国家一样应该给予福音的消息。”[23]

可见,传教士以“文明人”自居,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出发,认为藏传佛教根本无用,藏民身处魔鬼撒旦的掌控之下,等等,这些极端的看法根本不利于传教。

事实上,藏传佛教已经深入藏族社会的方方面面,凡有重大事情和节日必有喇嘛的参与。在一个治病、出行、播种、收获、建房、婚丧嫁娶等等日常事务都需要喇嘛打卦来决定的社会,基督教显然不能满足人们的这些需求。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民也不一定像传教士所想象的那么痛苦,他们反而非常愿意将自己和家人贡献给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并认为那是在积德行善。

三、结语

传教士对于藏人尤其尤其藏传佛教的看法,如王立新所言:“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形象和存在是建立在一种二元对立观之上的:西方与中国,白人与黄种,文明与野蛮,基督教与异教徒。在他们看来,东方的中国是一个充满混乱、黑暗的需要上帝拯救的民族,他们要以西方的‘民主’、‘平等’、‘自由’在东方重建一个西方式的社会结构。因此,从本质上讲,传教士塑造的中国形象更多反映的是19世纪西方福音派教会的文化心理、动机和抱负以及教区公众的心理需要,而并不一定是中国的现实。”[24]通常。传教士们怀着强烈的宗教和文化优越感,忽视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试图在文化上、信仰上彻底地取而代之。不过,限于传教士的基督宗教本位观,难以客观地看待藏传佛教,但是传教士对藏传佛教所持消极的、批判的、全盘否定的态度,必然会导致两种宗教的矛盾,不利于二者和平共处。基督教传教士和有学识的喇嘛对自己所信仰的宗教都非常自信,彼此认为对方是异教徒,二者没有对话的可能。在这样一个深受藏传佛教文化影响的地方,基督教传播的困境可想而知。


注释

  1. 《华西教会新闻》也有人称《华西传教新闻》、《华西教会月报》、《华西美会通讯》,藏于四川大学博物馆。直到近几年才被少数学者发现并利用,相关介绍详见周蜀蓉、龙伟的《华西教会新闻述评》、龙伟的《有关华西教会新闻出版时间与地点的考证》等文章。
  2. 叶长青,James Huston Edgar,(1872—1936)英国人。内地会传教士。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来华,在四川、西康诸地活动,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驻打箭炉(康定)记者。著有The Marches of the Mantze (1908)等文章。
  3. J.H.Edgar :Tachienlu to Litang before the Chinese Conquest in1905,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Nov,1920,p5-9.
  4. John E Lenox :The New Road To Tachienlu,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Nov,1932, p5-8.
  5. J.H.Edgar :Tachienlu to Litang before the Chinese Conquest in1905,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Nov,1920,p5-9.
  6. Mina Ririe :Letter from Kiating,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May,1904,p112-113.
  7. Roderick A Macleod :Some Tibetan Traits,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Feb,1922,p12.
  8. J.H.Edgar :Tachienlu to Litang before the Chinese Conquest in1905,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Nov,1920,p5-9.
  9. Esther Macleod :Orphanage Work in Batang,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Feb,1922,p19-22.
  10. Theo Sorensen :Travelling in Tibet,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Feb,1919,p16.
  11. Batang News,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Oct,1918,p25.
  12. J.H.E :The Recent Trouble in Tibet,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Aug,1915,p9-11.
  13. Buddhism: Its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opular Aspects: In Three Lectures,p144-145.转引自李新德:《晚清新教传教士的中国佛教观》,载《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1期。
  14. A Journey in Eastern Tibet,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Sep,1911,p19-20.
  15. Norton H.Bare:Itineration in the closed land of Tibet,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Mar,1932,p18-22.
  16. Roderick A Macleod :Some Tibetan Traits,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Feb,1922,p12.
  17. Theo Sorensen :Travelling in Tibet,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Mar,1919,p5.
  18. Theo Sorensen :Travelling in Tibet,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Feb,1919,p16.
  19. 同上
  20. Norton H.Bare :Itineration in the closed land of Tibet,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Mar,1932,p18-22.
  21. Roderick A Macleod:Some Tibetan Traits,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Feb,1922,p12.
  22. The Tibetan,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Dec,1926,p18-19.
  23. Norton H.Bare :Itineration in the closed land of Tibet,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Mar,1932,p18-22.
  24. 王立新:《后殖民理论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 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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