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您的位置: 主页 > 学术文库 > 论文:基督教与中国论文 > 正文

大学文化变迁及其基督教的启示:北京大学案例分析

田玲(北京大学)

一、 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与北京大学的建立

1. 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原因

中国开始向西方国家学习始于当时殖民地时代的国际环境,即西方强国在殖民地时代对于中国的侵入,这给具有几千封建历史的国家一个当头棒喝,由此长久封闭的中国在列强的枪炮利剑之下被迫打开了国门。而此前的中国可以说是古代东亚文明的中心,这也使得中国人形成了已经成为其第二天性的一种优越感。传统生活思维方式的延续及其形成的惰性以及物质及精神方面的自足导致中国在面临西方挑战时的相对迟钝与抵触。而且,古老的历史中生成出一种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稳定而残酷的封建文化,并侵蚀着中国社会和百姓的生命力。基本上讲,这种在悠久的封建历史中积淀的相对负面的文化遗产主要体现在下面一些社会生活和观念之中,例如,官本位的观念,国库管理的腐败,两性之间的封建关系,少数来自富裕家庭并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在语言文化上的特权,传统的私塾与书院教育,旧式的文官科举考试制度,为高官服务的英才教育,封建的迷信,封建的社会等级划分,分散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等等。总之,中国人生活在过去的束缚中,崇尚过去可以说成了中国人的一种信仰,整个社会处在它的强大历史传统的吸力之下,并保留在它的语言文字当中。[1]

从上述阐释中我们可以发现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全方位特点,这些包括政治上的官本位特征与国库腐败、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小农社会、教育上的“学而优则士”传统、社会上的等级制、两性关系上的封建性、信仰上的迷信特点,等等。总之,从社会发展阶段看,当时中国处在封建王权统治之下,以小农经济为主,各方面都反映了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特点。从社会系统论角度看,整个社会系统各个方面都处于低迷和无活力,或者说是在萎靡不振的状态之中,从物质生产到社会管理,再到文化、思想与信仰层面,社会系统各个方面都停滞在前现代的水平上。然而,19世纪中叶,相继从英国和法国开始的对中国的入侵给这样的一个前现代国家带来挑战,带来危机,从而揭开了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向西方学习的序幕。而且,可以说,直到今天,这个进程也还远没有结束。

2. 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与建立北京大学

近代中国不仅国门是在西方枪炮利剑之下被迫打开的,就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也是由此开始的,即“以西夷之长以制夷”的目的。这是伴随着一次次战争的失败及其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定而导致的政府官僚及一些知识分子中共同寻求国家社会出路而来的种种努力,最初体现在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武器。然而,即使建立了力量雄厚如北洋水师一样强健的海军[2],也是依然敌不过日本于1894年所发动的侵略。以中日战争失败为诱因,以光绪帝为首的一些知识分子进行反思,并考虑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即以“戊戌变法”为名的政治改革。然而,众所周知,这个尝试也以失败告终。不仅戊戌六君子被杀,光绪帝自身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是,作为戊戌变法的一部分,北京大学的建立得以实现,这体现了中国政府与知识分子从文化上向西方学习的尝试。[3]

简单讲,这反映了中国社会从1842年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而开始的向西方国家学习的三个主要进程,即洋务运动为代表的物质现代化进程,戊戌变法为代表的政治制度现代化进程,和建立北京大学为代表的文化现代化进程。在那个危机时代中国出现了各种其他的自发救国努力,其中包括实业救国、文学救国、医学救国、基督教救国等等尝试。它们也都反映了物质、制度与文化三个方面现代化的努力。因此北京大学的建立,是中国继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后,从文化角度向西方学习的产物,是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考虑中国社会问题出路,或国家存亡问题而对殖民时代国际环境做出的回应。

二、 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背景与北京大学文化的形成

1. 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背景与大学思想资源

和中国其他大学一样,北京大学的建立是在国家遭受侵略和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的一种举措,其文化的形成也有这种时代的特征,可以说是危机决策的产物[4]。这种社会背景对北京大学形成其文化具有决定性影响。同时决策者对自身和外部文化资源的认知与选择也起重要作用。根据加拿大中国问题专家许美德[5]的分析,近代中国大学的思想资源来自于两种文化四种教育模式,其中两种文化是指中西文化,而四种模式分别是指中西两种文化之下各自不同的高等教育模式。西方文化之下,有欧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和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模式,中国文化之下,有书院为代表的私立高等教育模式和科举考试制度为代表的政治人才选拔模式。而在北京大学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以1898年到1949年为界),大学的思想资源主要得自于欧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这个时期的西方大学已经不同于中世纪时期大学建立的初期,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工具,同时科学理性成为大学追求的目标,中国大学侧重学习西方这种工具理性阶段的大学模式,同时也不能完全背离于中国文化,而北京大学的建立目标也是出于国家目的,种族存亡。

2. 北京大学文化的形成

根据社会学和人类学针对文化的研究,本文确认,一所大学的文化不仅反映在她从认知上所追求的目标,也反映在她所参与的行动上,二者结合考察才可以得到对一所大学文化比较的清醒认识。有鉴于此,笔者分别考察了北京大学在其文化形成时期的教育理念和实践。

就教育理念而言,从北京大学建立到其文化的形成,北京大学的建立者相继提出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用一致”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与此同时,由于社会时局的需要,北京大学成员在其实践中并没有把自己仅仅局限在教育领域和自身校园之内,而是参与了众多社会、文化与政治运动,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都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其中尤以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等为著称。

从历史角度考察,从前文对19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特征的描述看,北京大学的教育理念无疑具有历史意义和现代意义,即使是在今天也依然具有这些意义。分析认知层面的北京大学教育理念,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反映的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过程。然而,虽然北京大学突破了最初对中西文化中体用关系割裂的认识,达到了“体用一致”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共识,但是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本人并没有真正做到“兼容并包”,他所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一说,其实是对宗教的一种排斥,也是对其“兼容并包”思想的背离。而宗教作为西方大学的起因和社会文化的根基,如果被排斥在外,已经使西方文化失去“体用一致”的关系。此外,中国大学学习西方大学模式,也只是在一个时间点上来学的,我们所学习的西方大学是工业革命之后、是启蒙时代之后,是理性主义盛行之后,西方大学的模式,而没有从历史的角度全面考察西方大学的传统、积淀与脉络,把握其中的体用关系。北大在新文化运动中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即德先生与赛先生,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西方大学特征,而世界历史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反省,已经在重新审视理性主义的专制[6],而我们却完全没有听到这种声音。中国的大学至今都在意识形态上奉行科学至上的思想,仍然是理性主义的产物,这是我提出,研究北大,需要同时对其历史有继承和超越的原因所在。

分析北京大学的实践,人们总结出北京大学不同的特征,并用“北大精神”和“北大传统”来作为简称,这表明北京大学的确形成了其作为一个组织所具有的性格与文化特征。根据针对各种关于北京大学文献的研究和对北京大学成员的调查与访问,笔者发现,各种关于“北大精神”或“北大传统”的概括,主要来自他们对于北京大学实践的概括,其中包括“追求知识”、“伟大人格”、“创造性”、“追求民主与科学”、“追求自由”、“爱国主义”、“牺牲精神”、“理想主义”“革命”、“宽容”、“自豪”,等等。思考这些不同人心目中对北京大学精神或传统的这些总结与概括,笔者不断追问,为什么北京大学有这些精神或传统?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或一致性吗?她们和北京大学的教育理念又有什么关系呢?换言之,北京大学的理念与实践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带着这些问题,我探索到北京大学文化的本质。

3. 北京大学文化的本质分析

经分析我发现,北京大学的理念反映了对中西两种文化所作的整体性通盘思考,然后可以对应到不同学科及其相应的社会系统上去。所以,从理念而言,北京大学的目标是具有系统性的,涉及到每一个人,也涉及到全社会。分析北京大学的实践,我发现她超越了教育实践,而涉及到政治与社会行为,对北京大学实践的各种总结进行分析,也就是对上述关于北大精神或传统的概括进行分析,我发现了她们之间的内在结构,即她们分别反映了北京大学在目标层面、策略层面和行动层面的特点,目标层面的追求是笼统的“理想主义”,具体内容不详,也可以说,到底北京大学要追求怎样的目标,没有一个明确的表述;而在策略层面上,北京大学采取的是“民主”、“自由”和“平等”,也就是说这些表述本身并不构成最终的目标,而是发挥个人的潜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使得不同个人之间可以进行合作与协调的方式;而在行动层面,北京大学的追求则包括了以真理为目的的学术目标、以优秀人格为目的的品质目标和以社会关怀为目的的社会目标。然而究竟理想主义是指什么?上述策略要达到怎样的最终目的?这些具体的行动目标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她们之间的最终目标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我从文献与调查中找不到任何的答案与关联。

根据对文化理论和布尔迪厄的生存心态理论[7]所作的研究,笔者获得启示和飞跃,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即北京大学文化的本质或最终目标在于追求个人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这也是理想主义的具体内涵,是民主、自由与平等等策略所追求的目标,是行动层面北京大学成员追求学术卓越、人格伟大和社会关怀的最终目的。她们之间的关系如图所示。无论是从个人与社会角度讲,还是从社会文化与教育角度讲,北京大学文化的本质,即用布尔迪厄的理论术语——生存心态来说,即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最大化,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寻求社会价值,对于拥有几千年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历史和以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的中国社会来说,都是重大突破;其次,肯定个人价值,对于强调家庭价值和种族延续而压制个人的传统中国社会来说,对于调动个人活力和激发民族活力都有重要作用;再者,通过教育整合个人与社会价值,并由此使得大学对社会的发展有所贡献,这些都是北京大学生存心态的重要性所在。也因为如此,北京大学才在历史中形成她对社会与民众的巨大影响,并赢得较高的声望。因为它反映了个人与社会的镶嵌关系,汇聚了个人与社会的共同期望。

然而,经历历史的巨变,经历社会制度的改变,北京大学还依然保有她在历史上形成的精神与传统吗?国际社会经历了二战之后的冷战时代与今日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改造,经历了1949年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与洗礼,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荡,还有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时间的经济发展,北京大学还依然保有她的生存心态特征吗?或者说,她在历史上形成的生存心态是得到了加强?还是受到了削弱呢?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考察一下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的变迁及其对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大学所产生的影响。

三、 现代中国社会历史背景与北京大学文化的变迁

1. 现代中国历史背景与大学思想资源

前文提到,根据许美德的研究,现代中国大学的思想资源来自于两种文化和四种模式,自中国共产党建立就在其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始尝试以苏联共产主义教育模式为蓝本,结合中国文化下两种传统教育模式的实践探索,直到1949年其掌握政权,并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共产主义教育模式为主的改革尝试。以1952年的中国大学全面重组为标志,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模式的大学体系,其特征是,所有与资产阶级人文和社会科学相关的领域,诸如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等都被作为资本主义的糟粕驱逐出中国大学,而只留存了马列主义内容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学说、中国革命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在中国大学里,而且更多大学成为单科院校,与社会经济职能部门相对应,并接受中央政府各经济职能部门的领导。这是大学学科结构所发生的重大改变。与此同时,各个大学开始设置党政系统,从学校一级到各个系科小组都开始设置党的领导,大学的任务主要是服务于党和政府的政治和经济目的,这通过课程和专业的设置得到实现,即各个大学开始开设思想政治课程,所有专业学科的学生都要学习这些课程,其次学生根据所属专业学习政府根据计划经济所需要的不同技术学科领域。

这样的情况持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学关门,知识分子和城市知识青年被发配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然后是1970年开始,大学重新开门,招收政治表现优秀的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学习。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重新恢复高考制度,不再以政治表现作为进入大学学习的标准,而是根据学业考试分数公平竞争进入大学。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大学也逐渐恢复了以往被作为资产阶级学科而砍掉的各种人文与社会科学,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各单科大学也纷纷通过发展新的学科领域,或者通过合并而开始逐步向综合大学发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北京大学经历了哪些变化呢?这些变化和她以往所追求的北大精神或传统有什么相一致或冲突的地方?原因何在?这是否说明了北京大学文化发生了变化呢?带着这些疑问,笔者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与观察。

2. 北京大学文化的变迁

根据笔者在北京大学所进行的访谈调查发现,现今北大成员所思考的北大精神或传统是属于思想精神层面的东西,也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东西,而不代表今日北大成员的实践,也不代表这些是体现在他们自己身上的特征,并且他们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是否算得上“北大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所采访的很多北大学生都认为自己和身边的很多同学都不能算是北大人。这也可以说明,往昔所形成的北大精神与传统在现今其成员中缺乏真正的载体。在笔者所采访的几十位北大师生中,不仅没有人意识到笔者所揭示的北大生存心态内容,当笔者询问,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是什么关系的时候,多数人都认为是冲突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如果追求社会价值,就要准备牺牲个人,这对个人是悲剧;如果追求个人价值,就不要考虑社会,二者难以协调,只能让自己痛苦。”而这和北大生存心态内容背后的假设,即个人与社会价值的和谐性和一致性是相冲突的。更进一步来说,笔者没有发现有人报告,自己或身边的人在思考如何协调和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因此,笔者认为北京大学文化的确发生了相当的变化。

这个结论不仅来自于笔者在攻读博士期间所作的研究,还有攻读博士前后笔者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的二十二年时间里所作的其他观察与研究做支持。首先作为研究者,除了博士研究期间调查的64位北大师生之外,还有2006年笔者撰写的关于北京大学教师职业伦理调查报告;其次作为教师,笔者在北大累计教授的学生接近两千人,而且或者因为是上专业课,或者因为做班主任,或者因为教授教育辅导和学生发展等相关的课程而与这些学生通过小组和个别交流等形式有十分密切的互动与思想的深层接触;最后作为局内人与观察者,笔者也了解到北大成员从学术到道德和行为这三个层面的表现,其中涉及学术剽窃、师生两性关系越轨、经济贪污等等问题。这些都反映了北京大学文化所发生的变化。

3. 北京大学文化的变迁分析

北京大学文化发生这些变化,除了上述共同的社会历史原因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发生在北京大学。首先是1949年之后北大所经历的一系列思想政治批判与改造运动,北大所受到打击尤以1957年的反右为严重,其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大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期间自杀人数为高校之冠。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北京大学逐渐恢复了很多人文与社会学科的发展,但是经过1989年的打击,北京大学先是锐减入学学生人数,当年只录取往年招生的四分之一,同时连续四届新生在进入北京大学之前需要到军校接受一年军训,年轻学者不再专心于科研报国,而是开始专注于个人利益,或者下海经商,或者兼职赚钱,等等,时至今日,作为一所大学而有的对于社会的关怀并没有得到恢复。这不是指政治参与的问题,而是对于学术的严谨,对于从社会角度从事科学研究的态度,还有对于从社会科学研究角度参与社会发展的真诚与执着,都难以看到北大学者有清晰的领悟,对于五四以来直到六四所采取的表达关于社会发展观点的途径没有反思,对于六四的过程与结果缺乏针对自身的反思。虽然六四至今仍然是社会的禁忌话题,无从可以在公开场合了解到这些,但是间接地,我们可以从北京大学成员的日常工作中,从他们对待学习和工作的态度中,还是可以一管窥豹的。

从学科角度讲,虽然改革开放之后,原来取消的很多学科都相继在北京大学得到恢复,但是学科的水平积累还非常有限,还需要时间。而且基于中国本土问题的思考与探索还十分不够,引进西方学术食洋不化和误读误解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加之意识形态的控制并没有因为经济的改革开放而得到松懈。这些都使得北京大学文化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得到恢复,甚至被继续消解在对物质利益的追逐中与意识形态的持续控制中。

衡量大学文化的变迁,不仅是从她的实践角度考虑,也包括对她的教育理念的考察。1949年之后,和所有的社会组织一样,北京大学开始接受党的领导,首先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教育指导方针,其次改革开放之后所形成的四项基本原则至今没有改变。从这个角度讲,北京大学并不具有独立追求真理的目标与空间。从原发于西方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来说,北京大学还是一所附属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学,而不具有独立思考的空间和地位。而对比1949年之前北京大学从中西文化整体上思考两种文化的关系和两种文化之间体用的关系,虽然改革开放之后恢复了对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教学,但是当下的西方学术也处在危机中,即被肢解为分支学科后的这些学科既缺乏整体文化的构想与思考,这样支离破碎的学科学术也不能超越意识形态而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进行整体重构或发展的设想,大学难以发挥探索和指导社会发展的职能。

总之,1949年之后,北京大学除了不断受到政治运动的改造与冲击之外,具体的教育目标局限在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培养各种实用人才,其次就是为意识形态服务,比如文革期间梁效班子的功能。改革开放之前如此,改革开放之后,时至今日也是依然如故。现今的北京大学领导都会一致地认为北京大学要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8]。无论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还是“科学发展观”,或者沦为对传统的追忆,或者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意识形态服务,而不具有实践和操作的意义。

四、 基督教与大学及社会发展的关系

1. 对北京大学文化的反思

笔者对北京大学文化的反思涉及三个方面,第一是为什么北京大学文化会发生变化?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追问环境与人的关系究竟如何?尤其是需要追问1949年之前和之后环境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使北京大学文化也随之发生改变?是否只有环境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是否只是外部社会制度的变革导致了北京大学文化的变迁?在1949年前后两种社会背景下,北京大学的成员是如何对环境做出反应的?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笔者的反思在于,一是殖民地时代民族国家危机外部环境所促成的北京大学文化特征并不具有持久的内在动力与功底得以保持,二是面临1949年之后意识形态的强制性变革,各种外部控制逐渐被内化为个体的自我控制,自我或者成为制度的共谋,或者异化为追逐个人利益的动物,而失去作为人独立思考的功能。那么, 个体何以可以有所突破而保持思想和精神的独立与作为人的尊严?渺小的个体可以从何处支取智慧与力量来抗衡强大的外部环境力量的控制,而不被异化为制度的共谋或只知追逐个人利益的机器?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更为普遍的人性及其与信仰的关系,而不是个别人凤毛麟角的英雄主义所可以解决的,不然北京大学虽然有马寅初和梁漱溟这样可以和伟大领袖抗衡的人物,但是他们并不能扭转历史。

第二,反思1949年之前北京大学所形成的文化,为什么北京大学要追求个人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为什么北京大学会成为富有影响力的大学?为什么北京大学会有“中西文化体用一致”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出现?中西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中西文化如何可以实现体用一致?大学与党和政府及社会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什么才是大学的本质及其使命?北京大学所追求的个人与社会价值最大化如何可以实现?分析这些问题,笔者发现:一、在北京大学的追求中暗含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致性和镶嵌关系,个人是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的人,社会是个人存在的一个部分,这是人性本质所决定的,也是北京大学的追求富有号召力的原因。二、北京大学体用一致和兼容并包的思想也从普世性的角度表明了文化的共同性方面,也说明了西方文化中所包含的普世性意义。三是我们需要从社会系统论角度思考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及大学独立的本质与职能。

第三,反思北京大学文化中所包含和追求的种种精神与传统,反思北京大学早年提出的教育理念,反思笔者所总结的北京大学生存心态的内容,从民主到科学,从体用一致到兼容并包,从白话文运动到国民性改造,从个人价值最大化到社会价值最大化,这些都还属于未竟的事业。如孙中山在其遗嘱中所言[9],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今日我们如何重拾这些未竟的理想,继续前路?今日我们可以如何继承和超越五四时代的精神遗产?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

这些反思把笔者带入到基督教与大学、与社会、与人性的种种关系思考上来。首先,针对大学文化变化的原因分析,根据大学起源和本质与基督教的关系,也根据信仰在坚持真理中的作用,笔者提出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移植而来,非本土产物,缺乏大学本质的传统与根基,即缺乏基督教的根源,也缺乏西方大学追求基督教真理的传统,更因为中国学者缺乏基督教信仰所提供的拥有绝对真理的假设、智慧与力量,这样的大学自身内部缺乏独立追求真理的动机,而且难以抵挡持续的政治改造,也难以对抗改革年代经济利益的腐蚀,又如何可以承载社会的期待与重任?其次,很多学科探索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但是只有创造人类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对人的认识及其个体与他人乃至上帝的关系的认识最为本质和透彻,也最能解释北京大学关于个人与社会价值最大化的追求所反映的绝对真理性内容。同时,正是因为整个人类都是上帝的受造物,以基督教为基石的西方文化才因此具有普世的意义,而不会因为冠以“西方”名称就可以剔除掉其普世性的价值。从这个角度讲,北京大学在个人与社会价值最大化上的追求具有普世意义,也具有神学意义。更重要的是,基督教实践也提供给我们实现这种追求的途径。换言之,依笔者研究得出的结论,即北京大学文化发生变迁,难以实现其当初所追求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目标,然而属神的教会和子民却可以因为来自神的力量与智慧而担当此重任。前文所提北京大学未竟的种种理想都可以在基督教信仰中找到落实的途径,比如白话文运动没有解决的识字意义,比如国民性改造没有达到的国民再造的目标,都可以通过基督教信仰而得以继续和完成,即通过基督教信仰人们可以获得摆脱文盲和接受教育的真正目的,即认识来自神的真理和懂得生活的意义,同时也通过基督教信仰而成为再造的新人。对比中国社会因为读书越多越反动等政治原因、昂贵学费和就业困难等经济原因而来的、相继流行于改革开放前后的种种读书无用论,对比今日应试教育并没有赋予人以生命意义,而是增加了生活的重压,我们需要从基督教角度重新思考教育的意义与国民性再造的问题。

那么北京大学和基督教在历史上和现在有过什么关联吗?在未来北京大学有可能发展成为基督教大学或者中国有需要建立基督教大学吗?基督教有可能对中国大学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什么贡献吗?

2. 北京大学与基督教的关系

北京大学和基督教的关系可以说是由来已久。首先,作为北京大学前身的一个部分——北京同文馆,就是由美国基督教新教教会长老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担任总教习,北京大学建立之初(1898年),他又被光绪帝任命为首任总教习。其次,北京大学目前所在地——燕园,曾经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燕京大学的所在地。成立于1916年的燕京大学本来是由华北地区分别由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美国女公会、公理会、英国伦敦会等合办的几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的,其中包括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初期名为“北京大学”,后在1919年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上任的时候更名为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本人作为宣教士后代于1876年生于中国的杭州,也是一位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燕京大学的校训也体现基督教的特色,即“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还有很多关于燕京大学与基督教的密切关系,有学者[10]专门介绍,也有丰富的史料保存在耶鲁大学的神学院。再者,北京大学灵魂性的人物——蔡元培先生虽然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11] 的说法,但是他从反面说明了,他通过在欧美的多年考察与生活,应该是看到了欧美大学中基督教的历史渊源与深刻影响。同时,正如北京大学一位副校长所言,“历史证明,美育代替不了宗教,宗教也代替不了美育”[12]。北京大学毕业生中也有因着基督信仰而坚持真理的典范,其中尤以林昭[13]著称。现今属于北京大学毕业而且比较有影响的基督徒有刘同苏、余杰和张伯笠等人,此外还有不少近十年、二十年内成为基督徒的北京大学毕业生活跃在世界各地和中国各地的基督教发展事工中。这些历史表明基督教与北大的历史渊源,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贡献,在高等教育目标上的引导作用,还有信仰对于坚持理想的意义。正如箴言(29:18)所言,民无异像,就必放肆。对比六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堕落[14]和后来成为基督徒的知识分子在今天的执着追求,我们也可以确信基督教在给人希望与方向上的指引作用。

现实中,北京大学与基督教的关系首先体现在她的课程设置与学术著作出版中。根据笔者近年来对一些北京大学课程的关注,发现北京大学课程设置中,或者以专业课的形式,或者以公共课的形式而开设的课程中有不少是直接与基督教相关的,其中包括“基督教原典导读”,“圣经概论”,“视觉圣经——西方绘画中的基督教”,“基督教文明史”,“中国基督教史”“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同时也有一些课程虽然课程名称中没有涉及“基督教”,但是课程内容包含了基督教的东西,比如“教育社会学”,“教育哲学”,“经济伦理”,“法律起源”,“科学哲学”,“社会工作”,“世界宗教”,“西方音乐史”,“宗教哲学”,“宗教人类学”,“宗教改革史”,“俄罗斯宗教哲学”,“东正教专题”,“宗教社会学”,“科学与宗教”等等[15]。这些课程所涉及的领域包括 了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领域,也说明了这些学科与基督教所具有的渊源关系。还有,这些课程从专业课进入到公共课领域,也说明这些课程不仅是相关专业学生需要学习的,也是所有专业学生从文化素养到个人全人发展角度而应该掌握的领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与各个分支学科领域的关系和与人的发展的普遍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一书是个很好的佐证,即从人类文明整体的角度阐述了基督教对社会各个领域所产生的辐射性影响。现今北京大学中基督教的另一种切实影响体现在她的一些学者和学生正在成为基督教信仰的载体,并参与到校园内外的基督教活动之中。其意义在于,一方面,这些基督徒学者和学生可以通过日常生活而把信仰实践在自己的学习、工作与生活中,从而改变个人的生活伦理、学习与工作操守,在净化校园的同时,也会提升其学习与工作的效果,对学校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他们通过所参与的校园内外的基督徒活动,也会影响到北京大学所处的内外社区。

3. 基督教与大学及社会发展的关系

未来北京大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将会如何?这取决于我们对大学与基督教关系的认识,也取决于我们对大学、社会与基督教的一体关系的认识,更取决于我们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 诚心与执着。

历史上,西方大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缺乏从大学本质与基督教关系的视角来研究世界大学的历史,因此难以看到世界大学历史中所体现的大学使命、大学职业伦理和大学财政来源等方面与基督教的深刻渊源及其对现今大学所具有的意义。现实中,以美国大学为例,其高等教育系统从信仰角度可以分为三类,即世俗大学、基督教大学和专门的神学院。而世俗大学因为放弃神学作为其根基,而使人类知识结构因应学科的分化与制度安排而瓦解,专门的神学院则因为缺乏与各分支学科的联系而失去对其指导与整合各分支学科的作用。在这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借鉴意义的是基督教大学,她们可以为我们见证信仰与分支学科教育相结合所带给学生个人、大学组织与整个社会的祝福。而我们对此研究甚微。这是有待我们做更多探讨的领域。

历史上,西方社会发展与基督教的关系也是众所周知,然而,中国向西方学习虽然经历“中体西”和“体用一致”的理论认知阶段,但在实践上至今还是以洋务运动所反映的器物层面上的学习为主,笔者所曾经参与的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留学政策及其效果研究[16]证实了这一点,即如图所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的留学焦点依然停留在理工科层面上,人文社会科学所反映的思想、文化与精神层面的学科依然占绝对少数。这样的留学科学结构说明,我们向西方的学习一直都缺乏社会系统论的视角,缺乏现代化层次的视角,也缺乏历史进程积累的视角,换言之,从社会系统论角度分析,从现代化层次理论[17]角度分析,我们会发现,中国社会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一直在致力于物质的现代化,而制度的现代化和思想的现代化一直没有突破意识形态和一党政治的框架,因此难以取得进展。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戊戌变法以来就在中国进行的政治改革的尝试至今没有真正成功过,即对民主与自由的诉求依然步履蹒跚。究其原因不能不说是缺乏基督教信仰所致,基督教在培养公民意识、社区意识与市民社会上的贡献不能不说她是民主社会的重要基石。而且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六四之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会使我们越来越看到这种影响。回到本文之初所提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结合社会系统论和现代化层次理论,我们可以确信,今日国人所归因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制度问题和所作的一切制度上的变革努力,如法制建设,都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制度的载体或主体——人的问题,也就是人思想更新与人性再造对于制度的意义,这就使得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与精神层面的现代化,即与基督教的人性再造功能联系起来。今日是我们思考该从人性层面和基督信仰角度思考思想现代化问题的时候了。

对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时社会特点和今日中国社会,如果我们可以不为意识形态的持续宣传所操纵或所蒙蔽[18],如果我们不是单纯地以经济指标衡量社会进步,如果我们不是以贴标签的方式认定社会的性质,而是实事求是地以世界通用的人类全面发展指标来考察中国的社会,并从今日中国社会的官本位特征、官员腐败、应试教育所反映的科举遗风、社会的心理疾患、心灵的孤岛与散沙状态,个人自扫门前雪的冷漠与专注于个人利益的小农意识,等等各种社会心理与现象,无论我们怎样宣讲半个世纪以来的伟大成就与巨变,如果从现代化各个层次综合考察,我们都会发现今日中国社会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某种相似性。导致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外部原因——殖民地时代已经结束和消失,中国社会的内部问题,或者说数千年所形成的封建与农业社会意识形态并没有消失,古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依然步履维艰,依然在很多方面处在前现代阶段[19],特别是制度与文化方面。整个社会对社会发展的系统性与现代化进程的层次性还缺乏清楚的认识。如果从此视角出发,就会发现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进入到信仰层次,看到信仰缺失的后果。从文化现代化角度讲,建立北京大学远远不够,文化现代化还需要信仰系统的支持与更新。

此外,北京大学文化形成的民族危机时代已经过去,即殖民地时代已经结束,然而人类的危机并未消减,伴随人类经济全球化而来的环境危机,以及伴随人本主义思想而来的人类自我中心与自我膨胀及其引发的人类道德危机,都在威胁着人类的命运。该是大学超越民族兴旺的狭隘视角思考大学使命的时候了,而从人类视角考察大学对人类的责任,我们需要追问,谁可以使大学担当起思考人类命运的重任?谁可以使大学超越民族国家的利益而思考全人类的整体福祉?熟知上帝的人将会清楚,爱人类的上帝如何从起初就意识到人类的问题,并从起初就预备了完备的拯救人类的计划。从这个角度讲,笔者确信,大学如欲对人类的现实问题有所应对,也需要有来自神的超越性胸怀与对绝对真理的认知能力与行动力。否则,大学的影响必将式微。


注释

  1. Fairbank, John K. and Reischauer, Edwin O. (1989) 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P.260.
  2. “近代中国正式拥有了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见百度百科“北洋水师”,http://baike.baidu.com/view/18473.htm
  3. 汤一介,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研究院编,1988年,三联书店;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42页。
  4. 叶海卡。德洛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5. Ruth Hayhoe, China’s Universities 1895-1995: 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September 30, 1999) .
  6. 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
  7. 田玲,布尔迪厄生存心态理论中的互动关系及特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03期。
  8. 北大校长周其凤:大学债务应该全社会承担,2009-03-11 08:35:09 来源: 大众网(济南),“作为中国的一流大学,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你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北京大学最重要的是要在这方面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http://news.qq.com/a/20090311/001410.htm
  9. 见1997年3月21日《广州日报》之《孙中山的"第四遗嘱"》
  10. 杨俊,燕京大学与基督教,2006年。(未发表)
  11. 原载《现代学生》第1卷第3期, 1930年12月出版。
  12. 张学书,1999年,笔者从香港大学毕业回北京大学工作,并在拜访他时与之讨论宗教问题时所言。
  13. 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http://www.bdcconline.net/zh-hant/stories/by-person/l/lin-zhao.php
  14. 刘智峰:道德中国--当代中国道德伦理的深重忧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15. 北京大学本科生教学手册, 1996-2006年,北京大学教务部。
  16. 田玲,中国高等教育对外交流现象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70页。
  17.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18. 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19. 受启发于“当代社会并不完全是‘现代’的,也算不上是‘后现在’的。然而,这两种思想模式深刻塑造了今日的文化交流。”(沃夫,《拥抱神学》,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