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一词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具有不同内涵。在日常生活中，它一般指对过去某件事情、言行的反思、反省，然后产生后悔，对过去的错误行为表示认错。此外，这个词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具有特殊的宗教内涵。在佛教中，“忏悔”是指自我悔谢罪过以求得他人的原谅。在汉语中，忏与悔是两个独立的字，各有其特定的内涵，忏，在梵语中是“忍”的意思，即请求他人容忍宽恕；悔，《说文》释为“恨”，即追悔、悔过，追悔过去的罪过，在佛面前告白道歉。两个字所表现出来的悔过方式、程度不同，“忏”是请求他人原谅，“悔”是自申罪状。在基督教中，忏悔（ confession）又有自白的意思，即在上帝面前自白，将自己过去的罪恶、内心的错误想法告诉上帝，以求得上帝的赦免，其基本前提是原罪，即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原罪进行忏悔。进入新时期之后，中国进入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新时代，但真正遁入空门成为佛门弟子或受洗成为基督教徒的人数有限，许多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佛教或基督教的理念，他们最多只能算是俗门弟子，因此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并非严格宗教意义上的忏悔，而更多地带有世俗的色彩与意味，我将这种“忏悔”称之为“泛忏悔”。

一、迟到的忏悔

最近，在网络媒体上看到一些关于文革造反派为自己在文革期间的造反行为道歉的报道：原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刘伯勤在媒体上刊登广告，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他在广告中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在文革中举报母亲致其被枪决的张红兵也公开将自己的这段经历披露出来，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在家里发表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被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为“反革命”，两个月后方忠谋被枪决。尽管这个案子在10年后已经平反，但母亲的死多年来象一块巨石一样压在张红兵的心上，他吃不香、睡不稳，最近张红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亲公开忏悔，他说自己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被遗忘。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批斗学校领导发道歉信，他在信中写道：

感谢这位同学保存了这些珍贵的照片，感谢黄坚在8月18日将这些照片公布于众，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今天我想借网络向他们表达我真诚的道歉，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希望能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我认为如何解读文革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否则谈不上人民幸福，民族富强和中国梦！

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原标题：北京八中校友证实陈小鲁发文革道歉信)

在文革浩劫中，极左政治异化导致人性底线堤坝的溃败，人性泯灭、道德伦理败坏，人与人之间互相揭发，儿女揭发、批斗父母，父母揭发儿女，夫妻之间互相揭发，在当时成为并不少见的革命壮举。文革结束之后，除极少数造反派因当年的造反行动受到惩罚外，大部分造反派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继续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有的甚至继续升迁，当上了不同部门的领导。上述几人表现出某些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当年的红卫兵头目、造反积极分子，文革后当上了干部，现在人到晚年，大多已经退休；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无神论者，他们对文革中错误行为的忏悔是一种世俗意义上的道歉、悔过，是一种良心的发现，而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忏悔，是一种“泛忏悔”意识。这些人的“忏悔”虽不是文学层面上的“忏悔”（或可视为纪实文学层面的报道），但他们的行为昭示着个人意识的觉醒，他们对自己的深刻反思也将昭示着对文革的进一步深入反思。

二、中国人是否有忏悔意识

数年前，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将知名作家余秋雨推上了风口浪尖。余杰认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对历史进行反思，对历史、对他人进行拷问，而对自己及自己的历史则遮遮掩掩；余秋雨只发掘他人的内心，而从不反省自己的问题，没有忏悔意识。与巴金、韦君宜等经历过文革、且对文革进行深刻反思的作家不同，余秋雨没有在作品中真诚地向读者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包括自己的罪恶与丑陋，更没有向被他迫害的受害人表示道歉。余杰为何要求余秋雨忏悔？余秋雨有何需要忏悔的？要搞清这些问题，自然要从余秋雨的文革经历说起。在文革中有两个著名的大批判组，北京有“梁效”（两校的谐音，是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主形成的大批判组的笔名），上海有“石一歌”（11个的谐音，是上海大批判组的笔名，其重要成员有十一个），这两个大批判组所撰写的社论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红旗》等刊物上发表，对鼓动文革、批林批孔等产生了重大影响。据相关资料显示，余秋雨是上海大批判组“石一歌”的重要成员，因其笔锋犀利、颇具文采而深受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青睐。文革后，余秋雨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后开始创作散文而在文坛上产生影响。与此同时，余秋雨的同龄人开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揭发他在文革时期的所作所为，这些人中最有名的要数古远清，他曾经一度与余秋雨对薄公堂，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的新闻版面上。

实际上，文学作品中对文革问题的回避并不始于余秋雨，在文革结束后出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就早已存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发表后，在当时文坛上产生了极大影响，由这两部作品而出现了“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的命名。《班主任》中着意刻画小流氓宋宝琦、团支部书记谢惠敏的形象，着力揭示他们身上所存在的问题，宋宝琦的灵魂被污水泼得变了形，缺少政治觉悟；而谢惠敏则一脑子的阶级斗争，象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作者深入挖掘导致他们如此这般的原因，将原因归结到了林彪、四人帮身上。《伤痕》中的主人公是王晓华和妈妈，妈妈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王晓华因此要与妈妈划清政治界限，主动要求下乡，从此断绝了与妈妈的来往，逢年过节也不回家看望妈妈，以此显示自己的政治觉悟。文革结束后妈妈平反了，妈妈在临终前的日记中写到：“虽然孩子的身上没有像我挨过那么多‘四人帮’的皮鞭，但我知道，孩子心上的伤痕也许比我还深得多。”王晓华则表示：“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这两部作品将主人公塑造成受害者的形象，将其受害的原因归根于林彪、“四人帮”，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迫害者与受害者对立的模式，林彪、四人帮是迫害者，而他们都是受害者，这样，就将文革的所有责任都推到了林彪、四人帮身上，这是新时期初期“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的共同模式。从当时的文化语境来看，这样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无疑是与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政治运动相一致的，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了文革中所存在的重要问题，因此才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两部作品对文革的反思是有限的，即它们没有从个人的角度来进行反思。实际上，在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固然是迫害者，这是确凿无疑的，但那些受害者却未必都是绝对的受害者，因为他们在受害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扮演着迫害者的角色，有意、无意中对他人构成了伤害。但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作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只是在一味地控诉林彪、四人帮对自己的迫害，而很少从自身出发来反思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份责任。这样，文革结束后就出现了一个怪异的现象：文革中那些被迫害者说自己是受害者，那些迫害他人的人也说自己是受害者。几乎没有人从个人的角度来进行忏悔，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中普遍地缺少忏悔意识。

由此来看，对文革中的错误行为不忏悔的不是余秋雨一个人，绝大多数文革经历者对此都选择了沉默与遗忘。文革为何会发生？谁应该为文革负责？如何防止文革灾难的再次发生？这些问题在政治层面已经得到了解决，但在文化层面上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思考：一个缺少忏悔意识的民族是否能够彻底摆脱文革的梦魇？一个缺少自我反省的个人是否能得到灵魂的净化？

中国人为何缺少忏悔意识？余秋雨们不忏悔的原因是什么？要探讨这一问题，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国人缺少忏悔意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奉行的是一种实用的现实主义观念，只关注当下，而很少思考过去、展望未来。在中国流行一句口头语：世上没有后悔药，其意思是说，过去已经成为了即成的事实，难以改变，即使后悔也没有用。这种观念在警告人们处理事情要认真、谨慎以避免发生错误方面无疑有其积极的作用，但这一观念只是站在当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忽视了对过去即成事实进行反思、忏悔的未来意义与价值。换言之，我们对过去事实的反思、忏悔会对我们的未来产生积极的、正面的作用，会使我们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尽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对文革做出了决议，但对文革的反思、清理仍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从宗教的角度来说，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是严格意义的教徒，没有或缺少忏悔意识也就成了可以理解的了。从个体的角度来看，许多个人并未达到“吾日三省吾身”的境界，他们为了个人的名、利不愿或不敢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行为，这是人性的自私、虚伪所致，也是一般人所难以摆脱的升华障碍。

三、巴金《随想录》：一个民族的良心

实际上，并非所有经历文革的人都拒绝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忏悔，只是这样的人非常稀少，从而显得弥足珍贵，巴金就是其中的代表。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日子里，巴金就开始写作《随想录》，可以说在当时他是唯一的一个对文革进行反思、忏悔的作家。

巴金于1978年开始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关于文革反思的随笔，此时文革虽然已经结束，但并未从政治上对文革做出结论。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到28日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否定了文革时期流行的极左政治路线，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即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极左思想也并未全部肃清，它仍象初春时期的寒流，时不时地来一次。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要来对文革进行反思、忏悔，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正因如此，巴金所写的这些随想，在当时大陆的主流刊物上无法发表，他只能在香港的刊物上发表这些作品。后来，大陆的政治环境宽松了，其在香港发表的这些作品才在大陆的刊物上再次发表，并于1985年结集出版。

巴金为何要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进行忏悔？他在文革时期做了哪些“坏事”而使他寝食不安？他为何必须将之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实际上，与某些人相比，巴金在文革中是一个真正的受迫害者，他在1966年8月就受到造反派的冲击，被打成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受到批判，关进“牛棚”，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其作品被打成大毒草，成为禁书。由于文革时期流行的血统论、株连制，其子女、妻子都受到牵连，这在其《怀念萧珊》中可以窥见一斑。作为一个受害者，巴金为何不象当时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作家那样去控诉文革，而是要主动地承担自己对文革的那份责任？巴金在文革前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虽然也算是个不小的头目，但与王洪文等政治大人物相比，他只不过是个“小人物”，尤其是文革一开始他就靠边站了，好像根本没有机会挥舞棍子攻击伤害他人，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受迫害的“小人物”竟然要主动地承担自己在文革应承担的那份责任，这让一般人不好理解。其实，巴金虽没有直接地施害于他人，但他却间接地伤害过他人，他跟在别人后面扔石头，甚至对好朋友落井下石。文革时期流行一种大批判的模式——先下结论，再发动群众提供证据，最后由几个人写成大批判文章。叶以群是巴金多年的好朋友，被张春桥等定性为反革命，上海市革委会要求巴金写文章揭发他，巴金知道叶以群不是反革命，因此找理由拒绝写揭发文章。但过一段时间，上头的电话又来了，要巴金必须写，巴金最后讨价还价，说我写可以，但发表时不能署我的名字。巴金写完文章后就出国访问去了，很快文章署名巴金发表出来，后来叶以群跳楼自杀。巴金在文章中回忆自己当年的行为，认为叶以群的死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并为自己当年的行为进行深刻的忏悔。按照常规的逻辑，叶以群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巴金虽然写了不该写的文章，但那是被迫的，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是情有可原的。在一般人看来，巴金是多此一举，因为文革结束后，那些曾经的造反派们都对自己当年的造反行为进行掩饰，尽力将自己打扮成文革的受害者，而巴金却要将自己在文革中那些不光彩的行为写出来，进行反思、忏悔，这的确让人费解。然而，这正是巴金超越常人的地方，也正是其值得我们敬仰的地方。与余秋雨相比，巴金的境界是非常高尚的，他不仅是为他自己忏悔，而且也是在为整个民族忏悔，正因如此，《随想录》被誉为“民族的良心”。

文革结束后，许多人都来反思文革，但人们反思文革的角度与方式并不相同。反思文学、伤痕文学作家大多都是从政治的角度来反思文革（这包括后来于光远和韦君宜对文革的回忆与反思），反思的结论是将文革的责任推给了林彪、四人帮，而巴金是从个人的角度来反思文革，深刻挖掘自己内心深处的自私、丑陋、黑暗，主动承担自己对文革应当承担的那份责任。他认为，由于性格的懦弱，自己丧失了独立人格，把“长官意志”当成自己的意志，成了一个没有主观意志、没有独立人格的机器人，“有一个时期我也诚心诚意地想让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改造成为没有意志的机器人。”（巴金《探索》）巴金突破政治的层面，从人性的角度来反思文革，认为文革爆发的真正原因是中国人身上所残留的封建意识，他将封建奴性分为两个层面：即所谓“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巴金屈服于权势，在武力之下低头，自觉自愿地接受改造，从一个“奴在身者”变成了一个“奴在心者”，“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巴金《十年一梦 》）在文革时期，只有极个别的人具有清醒的头脑，且这些人的下场大多都是悲剧，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地地道道的精神奴隶，整天拿着红宝书高呼万岁，唱红歌、跳忠字舞成为许多人的日常生活，“我挨过好几十次的批斗，把数不清的假话全吃进肚里。起初我真心认罪服罪，严肃对待；后来我只好人云亦云，挖空心思编写了百份以上的‘思想汇报’。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巴金《十年一梦》） 巴金的这段话，呈现出了许多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文革时期复杂的心路历程。在经过沉痛的扪心自问之后，巴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家破人亡呢？不然怎么在某一个时期我们会一天几次高声‘敬祝’林彪和江青‘身体永远健康’呢？”（巴金《一颗桃核的喜剧》）从这一角度来说，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无论其在文革时期扮演的角色如何，都应该对文革承担一份责任，只不过其承担的责任的大小不同而已。如果文革中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能够头脑清醒、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敢于对个人崇拜、封建迷信说“不”，那么文革可能就不会发生。然而，历史就是已经过去了的既定事实，历史是无法假设的，历史也是无法改变的。巴金对文革的忏悔、反思的意义，在于未来的中国可以避免文革惨剧再次发生。巴金生前呼吁修建两个博物馆，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一个文革纪念馆；前者用以保存中国现代作家的手稿、作品，使之流传后世；后者收藏文革时期的文物，使人们永远不忘文革的灾难；前者在党和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早已变成了现实，在北京朝阳区早已建起了一所现代化的文学馆，而后者还遥遥无期。目前，国内出现了由个人出资修建的民间的文革纪念馆，但大多停留在文物收藏的层面上，规模及影响都非常有限。

四、基督徒的忏悔

文革时期，宗教、尤其是西方宗教被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精神鸦片”而受到批判，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这种观念渐渐发生了变化。近年来，许多中国人以不同的方式与宗教发生了关联，许多官员（大多是唯物主义者）烧香念佛、迷信风水已不再是新闻，许多百姓成为佛教俗家弟子。基督教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城市中部分人士皈依了上帝，即使在偏远的农村，也经常能听到圣歌的音乐。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对部分中国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其中就表现在他们对待文革的态度上。

湖南人温庆福在文革时期是一个造反派，与当年众多的红卫兵一样，对自己的老师进行批斗、迫害，1999年，温因公事去美国，参观了一个基督教教堂。几年后，温庆福在岳麓山下一家老书店里看到一本《圣经》，犹豫间买了下来。“神已经为我们做出榜样，我们有什么不可以认识自己的错误，以求得心灵的救赎呢？”由此出发，他写下了“我至今愧对的一个人”的道歉信，今年6月他将信件投递给《快乐老人报》，希望当面跟当年受自己迫害的张老师说声对不起。温庆福将自己当年的行为归于个人道德层面，“心里有愧疚，不会安宁。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良心。”从无神论者到相信“神”的存在，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忏悔自己当年所犯的罪过，温庆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案例。

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还要属范学德。范学德原来是中共党员，中共中央党校硕士，辽宁省委党校教师，1991年来美，1995年受洗成为基督徒，著有《文革忏悔录》，从宗教的角度对文革进行忏悔。他声称，“正是内心中那不敢言明的恐惧，促成了我青少年时代那么积极要求上进，追求进步，那么认真地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我绝对不想成为人民的敌人，于是，我就必须成为敌人的敌人。”（《文革忏悔录》）范学德的语言不乏理性思辨色彩，他将“恐惧”当作促使自己青少年时代要求上进、追求进步、认真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的原因，虽然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但与巴金的忏悔相比，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因为他忽视了人性的黑暗、虚伪。文革中人们对政治进步、对红小兵、红卫兵等组织的向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欲望（名与利）的表现。

新时期以来，出现了坚持神性写作的作家，北村即是其中的代表。北村早年是有名的先锋小说家，后来受洗成为基督徒，1992年从先锋小说转向神性写作，关注人性、灵魂、终极价值，其代表性作品有《施洗的河》和《我和上帝有个约》。《施洗的河》中的 刘浪和《我和上帝有个约》中的陈步森有一个共同特点：早年由于家庭不幸，他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成为有罪的人，后来受到上帝的感召，对自己的罪过进行忏悔。作者要表现的是人如何变成魔鬼，魔鬼又如何受到上帝的感召变成人，在上帝面前忏悔自己的罪恶，并为自己的罪恶赎罪。在没有宗教背景的读者看来，刘浪、陈步森的行为难以理解，甚至难以接受，但在作者看来，这正是神的奇迹的显现。

中国人的忏悔意识是多元化的，既有儒家的“吾日三省吾身”的自我反思，也有佛家的忏悔，还有基督教的忏悔。这也正显示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之后，文化的多元化及人们信仰的多元化。中国人所具有的这种泛忏悔意识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忏悔的前提是承认自己犯过错误，这种错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看有不同的内涵：从世俗的角度看，人难免犯错，犯了错误之后要勇于承认、改正错误，总结经验，在摔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人生会犯各种不同的错误，而这些错误与人的本能欲望密切相关，因此要戒除以色为代表的各种欲望；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人生而有罪，即原罪（original sin），这是人类存在的永恒的悲剧，忏悔即对罪性意识、行为及人类生存悲剧的深刻反省。要忏悔必须要说真话、有良心、有勇气，它要求人要有独立的人格、清醒的头脑和社会责任感。忏悔具有自我心理净化的功能，自我人格完善了、健全了，必将会带来民族性格的变化，这或许是梁启超、鲁迅当年所思考的改造国民性的另一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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