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L.S.）曾指出：“公元1500年之后的时代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时代，因为它标志着地区自治和全球统一之间冲突的开端”……当西方进行海外扩张时，这种传统的地区自治便开始让位于全球统一。……到19世纪，他们以其强大的帝国和股份公司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了全球。他们还取得了文化上的支配地位，于是西方文化成了全球的典范。西方文化被等同于文明，而非西方文化天生就下贱。……在人们看来，西方的优势地位几乎是天经地义，是由上帝安排的。”[1]
不可否认，当世界迈入近代以后，基督教伴随着西方文明的兴起而成为一种强势文化。作为普世性的宗教，基督教以惊人的速度向世界各个角落传播开去，“尤其是19世纪伴随着欧美国家的殖民扩张而掀起的世界宣教运动，使基督教强行进入到亚洲非洲等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2]。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雍正朝以来清廷“禁教令”的废除，为西方宗教在华传教打开了方便之门；特别是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大批传教士藉由条约的保护深入内地“自由传教”。正是随着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和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在来华传教士的思想和言行中愈发凸现出来。
实际上，随着西方文明由欧美向世界各地传播，基督教进一步加强了其全球化的进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传教士们出于不同目的，也不断进行着本土化的种种尝试和努力。但在20世纪以前，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本土化努力是非常有限的，正如美国学者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所指出的那样，“19世纪的大多数传教士——尽管新教比天主教有分寸一些——都把基督教作为一种与中国通俗文化是一种非此即彼关系的宗教介绍给中国人。正如一位传教士所说，他不打算‘把基督教移植到异教上，而是用前者替代后者’。……无疑，这意昧着与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的决裂：没有几个中国人愿意这么做”[3]。由此可见，强势文化的扩张意识和基督教的宣教热情实际上把全球化与本土化对立起来了。随着对中国国情和文化了解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传教士逐渐认识到，漠视甚至否认中国本土文化价值的做法，无法得到包括基督徒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认同和接受，而丁义华正是这样一位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民众心理有着深入了解的美籍基督教传教士。
作为在北洋万国改良会的创办者以及清末民初全国性禁烟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丁义华活跃于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舞台上。可以说，他是一位对近代天津乃至中国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美国传教士。然而，时至今日，海内外学术界对于丁义华及他倡办和领导的北洋万国改良会的介绍和评价寥寥可数，而对其所做的专门性研究亦仍付阙如。笔者通过对上个世纪初叶《大公报》[4]中关于丁义华与万国改良会的大量极具历史价值的重要资料的检阅和爬梳，希图对其在禁烟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进行初步考察，以期收管窥之效。
一
丁义华（Thwing,Edward Waite）是美国基督教差会——北长老会[5]（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North）的牧师，1868年生于波士顿，早年就读于普林斯顿神学院，主修神学。美国自19世纪中叶以后，兴起了“大奋兴运动（The Great Revivalism）及学生志愿运动(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差遣了大批传教士来华，并且增加了对传教士的财政援助”[6]，丁义华正是在这一时期被派到中国来进行传教活动的。他于1887年起在华传教，其间曾执教于广州格致书院，并从事过新闻工作。据丁义华自己回忆，在第一次来华传教的十多年里，他“就很注意中国改良各事件”[7]了。1900年回国后，丁义华还曾出任檀香山华人教会监督。
由于在华期间，丁义华不仅“立志攻书，照童蒙读书章程，先自《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小学、幼学入手，继而四书五经、历代史记、诸子讲义、名人小说”[8]，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风俗有着较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而且还“通晓中、日语言”，“至于中国各处，虽遇粤人，亦能接谈，毫无阻隔”，[9]因此，1908年，万国改良会总会派丁义华作为东亚部书记前往亚洲推进中国、菲律宾等国的禁烟运动。万国改良会（The International Reform Bureau）是一个旨在“推动基督教运动”[10]的国际性社会改良团体，总会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支会万国里都有[11]。作为一个隶属于教会组织的社会团体，万国改良会致力于宣扬基督教精神和反对吸毒、酗酒、赌博等社会陋习，特别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不遗余力地推动禁绝吸食和贩卖鸦片的活动。丁义华上任后，先后访问了日本、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后定居于天津，并与京津等地士绅官僚来往频繁。
为了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丁义华在天津积极发起成立中国的万国改良会。1910年5月28日，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天津绅、商、学、报各界二十余人“聚于河北新大马路欧阳公馆，参议创办改良会的事情”[12]。这次会议推举丁义华、张伯苓[13]等七人为委办，商酌改良会的章程。6月15日，中国第一个全面改革旧风俗习惯的团体——北洋万国改良会[14]在天津南开私立中学式宣告成立，丁义华等人对此寄予厚望，认为“有这许多热心爱国的志士，合力组织改良会，以求进化，将来澎涨发达，使各地都设立改良会，将全国改良，中国的幸福，就永无尽期了” 。[15]
“万国改良会原为万国设立，以改良万国”[16]，因此，该团体自成立伊始，便以“联合众力改良不善之风俗，除去无益之嗜好，黜邪崇正，益世济人，造社会之幸福，助世界之进化，使天下万国同登文明至善之域为宗旨”[17]。显然，这与万国改良会的根本宗旨、团体名称和基督教背景是紧密相联的，可以视为万国改良会在中国本土化的一个成果。该会的宗旨在于“担当本地之义务，凡男女入会者，均宜致力为使本国人民实行改良”[18]。丁义华清楚地知道，万国改良会不是面对一国之社会，而是面对万国之社会，虽原世界大同，实亦因地制宜。他在中国的工作便充分体现了这种“因地制宜”。
丁义华等人在筹创北洋万国改良会时，除了参照总会的宗旨、会规外，也充分地考虑到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很多本土化的有益尝试。
一方面，尽管万国改良总会是隶属于美国教会组织的团体，丁义华也是美国基督教教会的传教士，甚至主要发起人中亦有华人基督徒，但他们在创立北洋万国改良会时，却没有刻意突出基督教背景。丁义华等人所议订的《北洋万国改良会简章》中规定：“凡热心于改良事务者，不论其职业、种族、宗教，皆可作为本会会员”，甚至在关于设立德育部以维持和培养会员之道德观念的条款中，明确表示“不可限定宗教上之范围”。[19]从社会文化层面上看，基督徒与中国普通民众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往往会构成难以逾越的鸿沟，丁义华等人在吸收会员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超越宗教信仰的姿态，有利于迅速接近社会各阶层人士，减小融入中国社会的阻力。
另一方面，丁义华等七位委办于6月1日开会讨论制订改良会章程时，原本是商定必须戒绝烟、酒、嫖、赌者，方有资格成为会员，但考虑到当时中国社会风气的颓败糜烂，能够达到这些标准者少之又少，于是便提出了“会侣”之说。即“若有不能把四样都戒绝了，而能戒绝一样，或是四样内的一样，或是在这四样之外，如不早婚、不纳妾、不缠足、不买奴婢等，能够遵守一样的，就可以作为会侣。”[20]“会侣”的提出显然是丁义华等人面对中国社会现状所做出的一种变通。后来，在正式公布的《北洋万国改良会简章》中，作为“会规”列入其中的对会员的要求达十二条之多，包括戒鸦片、戒烟卷、戒饮酒、戒纳妾、戒买奴婢、戒淫赌、戒早婚、戒观邪淫之书画、戒作害人之营业、禁自己童年子女吸烟卷、婚丧节俭、不娶缠足之女及不为女儿缠足，几乎涉及当时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陋俗，而《简章》中规定只要戒绝鸦片、烟卷和饮酒即有资格成为会员，其余诸项“并非事在必行，不过盼望渐行而已”[21]。无论是“会侣”的提出，还是会员资格的变化，都不能不说是丁义华等人针对中国社会现实所做出的调整。
二
为了使万国改良会所提倡的以西方基督教精神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思想和理念能够为中国民众所理解，并为中国社会所接受，丁义华在各地特别是近代以来屡开风气之先的天津进行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宣传和联络工作，主要是于北洋万国改良会成立前后所进行的集会演讲、投书报刊、联合和支持其他社会改良团体开展禁烟活动等。对中国社会、文化了解颇深的丁义华在此过程中同样充分利用了许多本土化的因素。
丁义华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演讲，多数在《大公报》等中外报刊上公开发表。此外，他还撰写了许多文章直接交由报纸刊出，积极进行宣传。就连中国人都感叹道：“丁先生自从到了天津，为禁烟禁酒等等改良的事，每日在各报上反来复去的劝导我们，真称得起苦口婆心”[22]。为了使自己的宣传能为更多的中国民众所了解和接受，丁义华在演讲和文章中经常使用人们比较容易理解的白话文，特别是考虑到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对西方文化不甚了了的状况，他常常还引经据典，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来为其宣传增加说服力和影响力。
在论及中国维新必能兴盛的问题时，丁义华以“中国历代圣贤本有维新的明训”为据，说思想保守者是因“后世不察，穿凿误会”，才会“墨守祖宗成法”，“岂知圣人大学之道，首在明德新民之义；成汤沐浴之盤，铭刻日新自勉之语”，这样一来，中国今日维新不但是顺应了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也算是遵守古圣的教训了”。[23]从古圣先贤的“教训”中为维新寻找理论依据，与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何其相似乃尔。丁义华在鼓动民众“快快改良”的演讲中，同样引用了儒家先哲的“教训”——从孔子的“见义不为无用也”、“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到孟子的“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总之，就是要告诫民众“在改良上，总要斩钉截铁，万不可拉丝不断的，为自己的毛病留余地步”[24]。在这里，流传两千多年并被中国历代士人奉为圭臬的孔孟之道，成了丁义华宣传社会改良的利器。
此外，丁义华还在演讲中不厌其烦地引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儒家传统经典。在劝诫青少年学生勿吸纸烟时，他举出《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说，用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孝”的观念来使听者明白“人若抽烟卷儿，损伤了各人的身体，就于孝道上也有所亏了”[25]的道理。在演说“强迫教育”时，他引用中国幼学蒙童亦倒背如流的《三字经》中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和“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几句，以使听者理解“人生在世，没有生而知之的，一切的知识学问，都是从为学里研究出来的”[26]之意。在提出中国“禁烟的根本办法”时，则又以《大学》中“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的古训来让听者了解“中国禁烟，也当明白这个道理”[27]，即禁吸、禁种、禁卖三者虽缺一不可，但禁卖才是“根本最要紧的”。特别是他还就自己“有永存于心而不能忘”的《大学》中的“修身”一章做专题演讲，从“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讲到“世界的文野”、“人类的善恶”[28]，让人们“知道不修身，就不能担立宪国民的责任”[29]，而“人若修身，必得先把修身的阻力除去了。……今天劝大家去修身的阻力，头一件就是抵制烟卷”[30]。
除了利用演讲和媒体进行宣传和鼓动外，丁义华和万国改良会还积极联合或支持中国本土公益团体甚至民间宗教组织，以增强参与社会改良的力量和扩大自身的影响。
早在作为万国改良总会“全权代表议员”来华之初，丁义华便在天津积极筹划“联合本埠华洋诸同志组织戒烟戒酒会”，并希望“拜谒在理各公所，以期赞成斯举”。[31]在理教（又称理教、理门）是兴起于明末清初时期的“儒释道三教合一”[32]的民间宗教，属白莲教教门支派，以不抽烟（包括烟草和鸦片）和不喝酒为主要戒律。自18世纪中后期，在理教便立足于城镇，以公所为据点，在天津乃至全国传播开来。20世纪初年，作为以戒烟酒、办慈善而著称的的民间宗教团体，在理教的影响已遍及华北、华东和东北等广大地区。丁义华虽然是基督教传教士，但并没有排斥在劝戒烟酒等公益事业上已颇有建树的在理教，而是希望与之合作，共同推动社会风俗的改良。这自然也可以视为丁义华所说的在中国的“因地制宜”。
此外，丁义华还积极参加天津本地社会改良团体。天津戒纸烟会成立后，他立即表示响应，并成为第一批会员。他不仅参加了天津邑绅创办的天足会，而且还发表演讲，借以澄清“不甚明白敝会的宗旨的都说万国改良会以禁烟为宗旨”的误解，使众多热心公益的本地人士都了解到“凡一切兴利除弊、造福弥祸的事都在改良宗旨范围以内，又岂止于禁止烟酒”[33]，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万国改良会的影响。
随着北洋万国改良会在社会各界的影响不断扩大，一些天津人组织的改良团体也纷纷加入其中，丁义华对此表示热烈欢迎。邑绅王宝荫发起组织了戒烟戒酒公会，但由于资金的困难，“拟将该会附属于万国改良会内”[34]，便与丁义华接洽。丁义华欣然同意，该会遂成为北洋万国改良会的“戒烟酒部”。直到民国初年，北洋万国改良会在学界中仍颇具影响力，例如，由“立志保守学校名誉，终身戒绝烟酒嫖赌及一切不良嗜好并劝人同立此志者”[35]组成的学生改良会即是该团体的一部分。
作为一名外国传教士，丁义华能够在诸多宣传和联络工作中进行种种本土化的努力，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尽管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解释未免过于牵强，有生搬硬套、穿凿附会之嫌，但总的来看，丁义华所做的很多有益尝试扩大了万国改良会的影响，并使之为更多的中国民众所了解和接受，因而是值得肯定的。改良会“联合国内同胞上英皇帝书，请禁鸦片运入中国”，至寄出时，“其书尾签名纸长约一十四丈，共计二万七千余人”，[36]足见在丁义华等人的热心推动下，禁绝鸦片日益深入人心，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
三
近代中国是遭受鸦片毒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其在中国吸食人数之多、泛滥区域之广、危害程度之烈，超过了当时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据统计，“吸毒成为全民族16.8%人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50%以上的中国人的生计、生活不同程度地依赖毒品”[37]。尽管鸦片之害荼毒神州，但自虎门销烟之后，中国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再也没有出现真正取得若干实效的禁烟运动。这固然是众多内外因素相互影响、交织作用的结果，但中国没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和配合，则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随着鸦片流毒的日益严重，国际社会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禁烟的重要性，英、美等西方国家纷纷将鸦片列为违禁品或管制类药品。特别是到了19、20世纪之交，吸贩鸦片作为国际社会的公害，已经引起世界许多国家的高度重视。清政府也于1906年9月颁布“禁烟令”，开始进行颇具声势的禁烟运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随着全球化而来到中国的丁义华投身于推进中国禁绝鸦片的运动之中。具体来看，丁义华与万国改良会大抵有以下作为：
其一，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增进中国社会对世界禁烟运动发展趋势的了解，从而对中国禁烟运动的全面展开产生十分重要的示范效应。
“清末时，全国各地民间禁烟组织纷纷成立，但这些组织的活动多限于一地，对全国性的禁烟难以起到推动作用”[38]，遑论与欧美国家进行国际间的合作了。针对这样的情况，丁义华积极奔走宣传：英国当时开国耻纪念会，“要求政府急速释放中国的自由禁烟权”，是“上天为我国开了收复禁烟主权的门路，给我国留一个绝好禁烟的机会”，“我难得这许多的英国朋友们热心帮助，千万不可错过这个绝妙的机会”；与此同时，鉴于1909年2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万国禁烟大会是“言论上的聚会，没有行的权柄”，美国总统塔夫脱（Taft,William Howard）等政要正在酝酿在海牙召开规模更大的第二次大会，并拟提出一揽子关于禁种禁运的具体办法，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很有争约的机会”。[39]丁义华对英、美等西方主要国家禁烟情况的宣传、介绍，无疑增进了当时中国社会对世界禁烟运动大势的了解。丁义华还敏锐地意识到“非联合民力不能实行禁烟”[40]，遂“极力鼓吹中国士民乘此机会发起议争废弃中英鸦片条约，以图恢复中国禁烟之主权”[41]。在丁义华等人的积极倡议和推动下，1910年11月8日，恢复禁烟主权会在天津私立南开中学正式成立，由北洋万国改良会的发起人之一张伯苓担任会长。不久，通过丁义华等人的呼吁和奔走，恢复禁烟主权会改为中国国民禁烟会。国民禁烟会是清末中国“最早的联合性禁烟团体”[42]，总会设于北京，并拟在全国各省广设分会，原天津恢复禁烟主权会率先改为顺直分会。
其二，积极联络欧美各主要国家的新闻机构和慈善团体，宣传和介绍中国禁烟运动发展的情况，以寻求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国民禁烟会成立后，立即致电英国禁烟总会，希望“英国耶教人民宜电助我政府之胆力，裨能定志立时禁绝鸦片入口”[43]，而丁义华更是加紧联络国内外通讯机关和禁烟团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北洋万国改良会“每一星期间通英美两国报馆信三百五十余封，通中国各省报馆信三百余封。本星期内又添寄法国报馆及大慈善团体信五百封。近复联合日本热心禁烟诸君组织通信机关，以期鼓励日本舆论之赞成”[44]；随着禁烟运动的深入开展，竟发展到“每一星期与美国各报馆通信一次”，有时甚至一星期内“计发信一千五百余件（即一千五百余处），此一千五百余处之报皆系日销三千份以上者”[45]。丁义华通过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的禁烟活动，向世界显示了中国民众禁绝鸦片的决心，从而有利于为国民禁烟运动达到发展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其三，丁义华将国际社会对国民禁烟运动的道义支持和声援，通过报刊媒体及时向中国民众进行宣传和报道，使越来越多的人切实感受到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关注。
正当国民禁烟运动如火如荼开展之际，丁义华将总会从美国发来的全力支持该运动的电报在《大公报》上公开刊载。这封电报不仅通报了“目下美人之赞成斯举者日见其多，即各国舆论亦无不以鸦片急行禁止为然，今有多人解囊相助，共襄义举”的消息，并且表示准备“用特别之力辅助中国成功”，鼓励北洋万国改良会“接电后务须力图进步，期于今年成功”。[46]国民禁烟运动是一场扫荡已肆虐多年的鸦片流毒的社会改良运动，势必会遇到各种各样来自于既得利益者的阻挠甚至顽抗，而丁义华此举，有助于使中国民众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国民禁烟运动并不是孤立无援的，而是整个世界禁烟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鼓舞中国民众禁绝鸦片流毒的信心，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四，在推动中国国民禁烟运动与世界禁烟运动融合的过程中，万国改良总会利用其全球化背景，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前面已经提到的英国禁烟会、海牙万国禁烟大会等国际禁烟活动的进展情况，以及美国国内声援中国禁烟的消息，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总会从华盛顿发给天津的北洋万国改良会，并通过丁义华传递到中国各地，而为广大中国民众所知悉的。自国民禁烟运动兴起后，万国改良总会“所出改良星期报除记述中英禁烟情形与鼓励同胞协助中国禁烟外，别无记载”[47]，北洋万国改良会亦“组织一万国通信新闻报纸，将中国此等热切禁烟及进步更新的情形印诸报端，专送欧美著名各大报的主笔，请其登载，要借以鼓动万国人赞成禁烟的心思”[48]。万国改良总会还利用其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上影响力，“联络欧美之禁烟会禁酒会及各等慈善会以协力帮助中国禁烟之实行”[49]。在海牙万国禁烟大会召开前，万国改良总会还“缮发英法两类文字之信件，邮致欧美各国，力陈禁烟为二十世纪之必要”，向各国政府进行游说；针对“欧美人士于中国禁烟情形不甚明悉”的情况，万国改良总会“极力传宣中国禁烟实在进步之情形，并剀劝世人公建禁止鸦片入华之议”。[50]万国改良总会作为隶属于教会的社会改良团体，还积极联络美国的基督徒和基督教组织，支持中国的禁烟运动。美国各主要教会“为中国禁烟问题开特别集会，……略谓中国禁烟，为信徒者有协助之本分”[51]；美国基督教妇女联合会不但致函国民禁烟会进行声援，还“公同上书英皇，请其允准中国诸大热心家公义之要求”[52]。通过万国改良总会的宣传和鼓动，“禁烟之热潮”亦“流入美国，大有浪翻波涌淘淘然千里不可终日之势”[53]，美国富商吹特氏还先后三次“向天津改良会捐助经费”，并表示“将来有何责任，余无不乐为担负也”[54]。
万国改良会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社会改良团体，将全球化的趋势及时地引入到中国的禁烟运动当中，而丁义华在其中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谓贡献良多。而他在清末社会改良中做出贡献最大、取得成效最明显的便是推动禁绝鸦片的运动，这也正是北洋万国改良会所致力的最为主要的活动。丁义华等人始终认为禁烟“非中国一国之问题，乃世界之问题，更非单指抽大烟中国羞耻，即产大烟外国亦蒙莫大羞耻”[55]，因此，作为倡导和践履禁绝鸦片的重要力量之一，万国改良会利用其国际影响和宗教背景，积极争取有利的国际舆论支持，为中国的国民禁烟运动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帮助，同时也极大地加强了世界禁烟运动与中国禁烟运动的联系。
四
清朝末年，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相互作用下，北洋万国改良会成立。丁义华即“盼望以后各省各地能广立改良分会，以扶助中国进步改良”[56]。直到民国初年，丁义华和北洋万国改良会仍然对中国各地产生着很大的影响。仅在短短数年之间，“四川成都已立最有力量改良会，广东广州会中亦有会友一千余人，其余上海、南京、宁波、福建、苏州、北戴河、天津等处均经次第成立”[57]。可见，当时北洋万国改良会的分会不仅已遍布沿海地区许多城市，其影响甚至已经辐射到了中国腹地，且入会人数亦十分可观。对此，丁义华不禁欣喜万分，赞叹“四方响应，竟有波推云涌之势”[58]。对于丁义华在中国所做的工作，万国改良总会深感满意，并称他“于中国所作工夫，不第堪为本会之代表，实亦堪为普天下热心崇奉基督者之代表”[59]。
丁义华在支持中国禁烟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执着精神也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大公报》曾发表评论：“丁君义华于禁烟一事极力鼓吹，其心热，其志坚，其胆壮，非特各禁烟局之总办不能及，即禁烟大臣亦不能及将来大功告成不得不首推丁君也。夫以最大之中国、极众之人民，竟甘心将此等美名让于外人，宁不愧死。……苟有人焉矢百折不回、死而后已之心，以办他事，焉知不能随丁君之后，以造国民之幸福。”[60]更为重要的是，丁义华积极不懈的宣传，使越来越多致力于禁烟运动的中国人树立起了全球观念。当丁义华为“请英国禁运鸦片入中国事，拟联合环球各国同志上英皇帝书”而努力时，天津绅商也积极地为此奔走呼号，“吾中国为环球各国之一，而此举又为专救中国”，因此，“凡吾国民皆当签名”。[61]从中足以看出，丁义华和万国改良会的努力对于唤醒中国民众的禁烟主权意识所起到的不容轻觑的重要作用。
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丁义华受万国改良会委派来华活动，是要“藉众信基督教者之大力，重启数百万华人之蒙昧”[62]。其实，早在丁义华之前，很多西方传教士就已认定“鸦片贸易是在华传播福音的最大障碍”[63]，因此，丁义华和万国改良会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禁烟运动的深入和社会风俗的改良，乃是旨在向中国社会输入基督教的信仰和理念。他们曾这样表露其心迹：“本会之责任系福音教会之改良，此改良能使中国获有裨益，惟仍须仰赖十字架之能力。……故吾侪宜祷告曰：基督救我等中国，基督救我等中国。若中国能体贴基督，则此等祷告可复活中国，并使之享强盛及幸福之光荣”[64]，从而实现以“基督教救中国”的理想。透过丁义华和万国改良会有关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思想和实践，我们不难看出，以其为代表的一批西方传教士的确是希图在中国“建立‘基督教化’的社会秩序”[65]，但是否就可以断言他们是要“按照美国的模式改造中国，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最后实现整个中国的西方化”[66]，则有待于学术界更进一步的探讨。
诚然，全球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化，但丁义华在华倡办北洋万国改良会等一系列努力，实际上是顺应了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他的诸多努力客观上有助于开阔清朝末年中国社会面向世界、了解世界的眼界，推动中国社会改良运动的发展；而他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情况介绍和宣传，无疑也为清末中国有识之士进行选择和借鉴增添了新的内涵。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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