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是近代西学东渐浪潮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西方科学与社会文化思潮。因进化论否定上帝创世说，清末民初的中国基督教徒极少对进化论思潮做出积极的回应，而著名基督教思想家吴雷川可称得上是个例外。他不仅自觉地吸收了社会进化论的观点，还认为进化根本就是上帝的真理。他的进化神学在近代中国宗教文化史、特别是基督教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并与其儒化基督教神学一起，成为其本色化神学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可是，过去学术界大多只关注吴氏的儒化基督教神学，而忽视了其进化神学的历史重要性。[1] 事实上，如果不了解吴氏的进化神学思想，就不可能真正深入地理解其儒化基督教神学的特质，也就不能理解其对基督教中国化之理论探索的历史价值。
一、“人群进化是上帝的真理”
吴雷川认为，人类社会因为各种思想、欲望的追求而导致了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因此进化的动因实是人类的思想。而一切社会组织制度和风俗习惯的改进，都赶不上思想的变化。近代中国遭遇内外交困，许多青年人正是在思想上力图突破传统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的束缚，参加各种革命行动，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化。[2] 但是，社会进化过程中的许多弱肉强食的现象，也造成了人类的灾难。他感叹：“光明的生命啊!你有自然的原则，本是真实而普遍的。可惜一般人如同在镜子里看不清楚，就常常走入歧路。宇宙变迁，人群进化，到而今，自戕生命的事，还是不可胜数。怎怪人说世界恶浊，人生痛苦?”[3] 吴雷川出身清末瀚林，但自觉未能在儒学中找到解救人类的方案，最后找到了基督教。[4] 他说，过去人类的进化违背了基督教的进化之道——上帝的真理，因为“人与上帝的生命是一同永久，人群进化是上帝的真理，他都一一证明，叫人照着他的道路去行，得着永久的生命。人群就自然本着真理一同进化。所以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5]
吴雷川对进化的理解，表现出一种变化发展观念，有学者因此认为吴氏的进化观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阴阳相互作用学说。[6] 事实上，出身于儒家的吴雷川在信仰基督教之后、特别是在论述有关进化思想时，并没有表现出受传统阴阳学说的影响，而是相信事物的变化发展是由上帝决定的。他说：“耶稣曾说上帝作事直到如今，俨然是近代科学家承认宇宙只是一个动力的说法，也就是宇宙恒久进化的原理。惟其如此，所以他又曾说上帝凡事都能，有人以为说上帝是全能，是一种难以证明的悬拟，其实这正是不可磨灭的事实。”[7] 近代进化论强调遗传与环境对人的决定性影响，吴雷川吸取了这种思想，但是他将生存竞争看作是对不良环境和遗传的抗争，是要人们勇敢地面对和改变一切恶的事物而不能屈服，而这正是耶稣建立天国所遵循的上帝的旨意。他说：“遗传与环境的天然律，正是表明我们个人的行动，对于后嗣和人群，必有相当的影响，无可掩饰，也不容逃遁。所以耶稣建立天国，秘要各个人遵着上帝的旨意行。耶稣一生奋斗就是要显明上帝的真理，排除人世间一切的罪恶与祸害。我们不能与不良的环境抵抗，不能制造良好的遗传，这实在是我们的软弱呵!”[8] 他将耶稣的奋斗精神，看作是决定进化之遗传与环境的法宝。这种奋斗精神，就是从上帝那里获得的力量源泉，即信、望、爱。他说：“慈爱的父啊：我们是柔弱的羊群，你是我们的牧人。我们遭遇侵侮，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是属于你的，是你所爱育的，我们离了你还向谁祈求请愿呢?求你教训我们，引导我们，保护我们。使我们全心全性全意的爱你，更能自爱爱人。盼望我们的心愿实现，就是你的旨意完成。我们所信所望的无尽，世界进化无尽，都是你的慈爱无尽。”[9]
吴雷川特别强调耶稣作为基督的意义。他认为，耶稣能成为救世主，正是帮助人类实现进化，以证明上帝的旨意，这也是宇宙自然进化的公例。“耶稣因为不满意于当时的社会，以为必须改造，并且以为社会进化，本是宇宙自然的公例，换句话说，就是上帝的旨意，因此，改造社会，就是人生唯一公共的目的。”在《马太福音》里，耶稣用了不少的喻言，来说明天国的一切。如用撒网在海里的喻言，表明天国的成功，善者长存，而恶者必遭淘汰，教人要谋自立，适于生存。[10] 吴雷川认为，耶稣教人的道理，就是如何更好的改变恶的现状，积极创造善的未来，避免被淘汰。而人类的不断改造与进步，正是世界进化的表征，也就是上帝显现进化之真理的表征。[11]
吴雷川多次强调，“为上帝作工”、“服事人”和“为真理作见证”是耶稣教人适应社会进化发展的三大基本原则。耶稣所言就是说明：“(一)整个的宇宙是进化的，人生在宇宙之中，必得与宇宙进化的程序相应，然后人生才有意义与价值，所以说我父作工直到如今我也作工。(二)人作工既是当然的本分，也是唯一的任务，是对于整个的宇宙负责任的，所以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工。”“从此可知劳力而后得食，不但是人类社会的公例，并且劳工之所以称为神圣，正因他们才配称为与上帝同工。”而耶稣教人“要服事人”，正是表明“循天演的公例，凡物必要竞争而后能存在，似乎人类在宇宙之间，只应当讲求自立，而不当提倡济助与倚赖。但耶稣以为物竟天择之说，诚然适用于个人的自励，而合群互助，更是全人类现实的要求。所以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正是表显人当有自立的精神，同时又当负起助人的责任。至于说惟有为首领的应当服事人，又教训门徒应当彼此服事，这更是阐发人类所以要合群的真义，建立世界和平的基础。后人称耶稣为和平之君，又称耶稣的宗教为爱的宗教，正是以服事人的教训为根据的。”[12] 吴雷川并没有完全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片面强调弱肉强食的社会竞争理论，而是从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出发，主张关心他人、帮助他人，提高他人的生存竞争能力，从而表达基督教的进化之理。他说：“耶稣的为人，是我们应当崇拜而效法的。我们能效法耶稣的舍己，就可以脱离一节私有的过恶。我们更效法他的努力服务于社会，世界就可以从此进化，永无穷尽。所以耶稣的人格，足以救人，救世。他的教义是个人的福音，更是社会的福音。”[13] 很显然，吴氏对社会进化论进行了基督化的改造。
清末民初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从孙中山领导的政治革命，到陈独秀领导的思想革命，都给那个时代打下了深深的社会革命的烙印，吴雷川深受影响。清末严复宣扬社会进化论，抛弃了西方社会进化论中“任天为治”的听天由命观，而强调发挥人之创造性的“任人为治”思想。吴雷川继承了这种观念，并将耶稣看作是推动社会进化的革命导师。他说，耶稣的目标就是要将天国建立在人间，其提倡社会改造，就是倡导社会革命。耶稣在《福音书》中关于天国的诸多喻言，无非“都是要人知道：改造社会，既是人类的共同目的，所以必先预备自己，才能改造社会。总之耶稣所说的天国降临，换言之，即是社会进化到好的地步，而其能得成功，则全在人类的努力改造。所以说：耶稣的宗教，是教人改造环境的，也就是革命的了”。[14] 以人的自觉革命行为来改造生存环境，突破了西方近代生物进化论的局限而高扬人的主观能动性，正是适应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社会需要。而这也正是吴雷川进化神学的中心观念之一。
二、基督教必须随时代而进化
作为近代中国基督教自由主义思想家，吴雷川区别于王明道等基要主义宣道者之处，就在于认识到时代发展的需要及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使命，不能一味地向中国传播完全西方式的福音，基督教必须适应中国民众的需要。他认为，既然世界和人类社会都在进化之中，一切社会的制度、艺术、仪式、思想和宗教、文化都在进化之中，因此，应当确立宗教是进化的观念，使基督教能够与时代一同进化，从而显扬上帝的真理。他在二十年代指出：“凡是宗教，无不随时代而进化。其种种规制与传说，都要因着时代的进化而发生问题，在各种问题发生的时候，全赖知识界的人，具有远大的眼光，辨明原理，摒除误会，然后一般人的信仰，才有所依靠，坚定不移。否则疑障横生，纵使宗教的本义，原是亘古不变，而在一时代所蒙的损害已是不少；所以宗教昌明的时代，必是人才辈出的时代，这是当然无疑的。”[15] 到三十年代，他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对宗教与社会进化的关系作了更深入的阐述。
首先，吴雷川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离不开宗教，“宗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欲求是人的本能，正如《礼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还有因求福与免祸而需要有自卫的本能，因惊奇与探究而有求知的本能，因竞争与互助而有合群的本能，这些都是人类生存奋斗中自然的现象。而当代学者通过研究宗教的起源发现，正是这些人的本能，决定了宗教的产生。“因此宗教乃是整个人生向上的欲求所表现的态度（参看谢扶雅著《宗教哲学》第五章，青年协会书局出版），自然就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动力。”
其次，宗教作为社会进化的动力，必定与社会一同进化，否则就会被社会所淘汰，更谈不上是社会进化的驱动者。原始的宗教，只是猥琐的供奉与祈祷，甚至杂用魔术；而现代的宗教，则显然具有高尚的理想，广大的同情和热烈的毅力。犹如孔子所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亦如佛所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而耶稣也说：“我来是要舍命救人。”他们所表达的，“都是宗教的真谛”。人类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崇高的准则，才吸引了无数的志士仁人，发展其正当的欲求，前仆后继，成就了今天这灿烂光明的世界。这些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宗教，但是不能否定宗教至少是其中的一种重要动力。学者们对“宗教”虽有许多定义，但是，一般人都将它看作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反对者因此将之斥责为迷信，实际上，宗教所关涉的人神关系也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人类对神的认识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近代科学日渐发达，教育普及，人所“不可知”和“不测”的东西还很多，“神”的领域依然存在，但人的知能日见增进，人与神的关系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人可以与神争权，至少也是人窥破了宇宙的公例，就能与神同工。这种神的观念，与从前人拜神，敬神乃至媚神的观念相比较，决不可同年而语。谁能说宗教不是进化的呢?”[16] 他后来甚至指出，到了现代科学化的时代，“人类对于宗教的观念，渐渐地由神本主义，变为人本主义，所以近来研究基督教的，大都少谈神学，多谈人生哲学了。”[17]
正是从进化的宗教观念出发，吴雷川大体同意主张冯友兰《人生哲学》中“以哲学代宗教”[18] 的观念，强调宗教在现代最重要的是发挥人生哲学的功能，但是，他又不赞同冯氏取消宗教说。作为基督教徒，他认为宗教仍有保留仪式的必要。因此，他关于宗教进化的第三种观念就是：“进化的宗教即是人生哲学”。他指出：“宗教进化之后，神话及所谓独断，自然都要铲除，惟有仪式却不妨存在。我们信仰宗教，既已认定人生行为的标准，更因它有一种仪式，能使我们的情感有所激发，意志格外坚强，岂不比空谈哲学更有督促我们实行的力量。”[19] 这也正是吴雷川认同基督教、并强调基督教需要不断进化的重要原因。
当然，他承认现代科学的发展，人类的宗教观念也应随之发生变化，表明他认为宗教与科学之间并非完全冲突，二者既同为人类进化所必需，也因此会随着人类进化而相互进化。不过，他指出，宗教既然进化为人生哲学，更重要的是指导和激发人们如何地去改造社会，宗教进化就是要求宗教徒如何改善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促进政治文明的进步。他说：“宗教既以改造社会为究竟底目的，因此，信仰宗教的人必要直接或间接参加政治上的活动。因为人本是政治的动物，人要改造社会，岂能与政治无关?倘使宗教只是使人洁身自好，甚至离俗出家，图谋自身的利益，置社会的现象于不顾。这样的宗教，何能有补于社会的改进?所以从宗教一方面说，凡人既信仰宗教，就当奉持他所信的教义，统治他整个的人生，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要在作事上表显宗教的精神。这就是宗教有益于政治。而在政治立场上说，所有宗教中一切遗传的迷信，凡是足以妨害社会进化的都应当禁止，凡是宗教团体所办的事业都要有益于政治上的进行。凡在传教机关内作事的人，无论其为和尚道士或牧师，也都要遵照政府所定的禁令，时常想到国民对于国家的责任，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从前基督教会有政教分离的谬说——那本是因古代教会无理的干政而产生的——现在却是宗教必与政治合作，才能完成改造社会的功用了。”[20]
显然，吴雷川的宗教进化观，是要说明宗教如何才能不断适应社会进化发展的现实要求，以指导人们积极地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不至于因社会进化而被淘汰。这实际上是他试图说明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不仅是必需的，也是不可回避的。因此，他在比较耶稣与中国古代的墨翟时，既强调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同时也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耶稣在世时多谈宗教，他的宗教论是进化的。若以墨翟的称道天鬼作为他的宗教论，他直是反乎时代的潮流，使之退化。”[21] 也就是说，墨翟的宗教论没有象耶稣的宗教论那样与时俱进，当耶稣的宗教论进入到人本主义阶段时，就不能以古代神本主义的墨翟宗教论来评判了。而这正是吴雷川所要表达的基督教神学和人生哲学之所以为中国社会所必需的现代性所在。
三、教会和宣教方式也应适时进化
吴雷川在阐扬进化是上帝的真理之宗教进化观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教会和宣教方式适时进化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二十年代是非基督教运动时期，基督教在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考验，如果不能适应时代所需，难免会被历史所淘汰，一些基督教知识分子提出了“本色化”的口号，就是要改变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方式。但是，到底如何本色化，众说纷纭。吴雷川从其进化神学出发，指出教会和释经方法应当适应时代变化和中国社会的要求，“以儒教发挥基督教”。
面对非基督教运动的严酷处境，刚刚崛起的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深感历史责任重大，他们首先想到通过文字的宣传来消除人们对基督教的偏见。吴雷川指出，人类既然已经进入到知识化时代，宣传也应当知识化。[22] 他在近代较早提出了释经方式改革的问题：“我常盼望我的知识，能随着世界进化，也能就著现世界的情势，与圣经上所说的事理，互相印证。凡是前人陈旧的解释，与现在社会不相合的，一切都不拘守。这或者可说是我内心所用的方法。”[23] 他强调读经方式的改变，是基于其对基督教适应时代进化要求的一种自觉调适。他认为，在科学化和非基督教运动高涨的时代里，把一切都看作是神的旨意与创造，很容易遭到社会的批判、甚至唾弃。因此，他坚持社会进化论与宗教进化论的观念，强调基督教必须在观念上和宣教方式上适应时代进化的要求。
当时，赵紫宸、刘廷芳等人都在探寻不同形式的基督教本色化道路，吴雷川明确提出“以儒教发挥基督教”的独特主张：“近来知识界的基督徒，信仰更新，对于基督教会遗传的解释，和一切信条，规制，仪式，以及神话，差不多要根本推翻，视为无关紧要，这固然可说是过激的潮流，也未尝不是进化程途中必经的阶级。但如果将基督教所有的一切，仔细分析，重行估定，既然舍弃所不要的，就当专壹宝贵所必要的。这必要的，竟究是什么呢?尚说必要的部分，就是耶稣的真道，那末，这与儒道融合的问题，实在是值得研究的了。依我个人的观察，从前基督教会里，每有人说，基督教能完成儒教，(有一本书，名为《救世教完成儒教》，是教会里出版的。)现在更应当说，儒教能发挥基督教。”[24] 以基督教完成儒教，就要是首先承认儒教统治中国这个基本前提，或者说将现代中国界定为一个儒教国家，并相信儒教对现代中国来说还存在着缺陷，需要基督教来补充、完善。这种观点显然是接受了梁启超和梁漱溟等提倡儒学复兴论的影响，但是儒学复兴论在当时的西化大潮面前，并没有成为主流，因此，以基督教完成儒教的主张并不能拯救基督教在中国的困境。而吴雷川倡导以儒教发挥基督教的主张，即以儒教的思想或文字，来阐扬基督教的真理，对于当时广大的民族主义者来说，看到了中国社会中现实存在的儒家思想内容与形式，而对于困境中的基督教来说，得以在儒家的形式下获得生存空间，实现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
在宗教进化论的指导下，吴雷川认为不仅释经方式必需适应社会进化的需要而改变，教会工作也应适时改进。非基督教运动时期正是中国本土化教会产生初期，西方来华差会的影响还一时难以完全摆脱，而中国教会在接受教徒和组织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因此在社会中难免遭到种种指责和批评。[25] 吴雷川认为，既然社会是进化的，教会就应当在指导社会方面随之进化，而不能为社会进化所淘汰。他痛贬当时基督教会诸多弊端：“第一，一般号称基督徒的，他们信仰的起点，能不能说是正确呢?据我的意思，无论市井无赖，要藉着教会做护符，和穷困无聊，想得教会的帮助，因而进教的，固然不能说是信仰。就如在青年的时候，为求学的便利，因而进教的，似乎也与信仰无关。更进一步说，就如承认自己有缺欠，或是怜悯社会的隋落，因而确实悔改，追求幸福。这样的起信，虽然可以不受什么指谪，但是他的目的，如果只为个人得救，得永生，照严格的论说，终久免不了狭隘。不能完足基督教的光明正大，普遍圆通。这样说来，真正的信仰，十分难得。怎么能怪人有吃教，迷信，自私，种种的批评呢? 第二，是教会在社会里，本应当负先觉者的责任。现在却不能指导社会，反步了社会进化的后尘。”[26] 因此，他强烈地认识到教会的改革与宣教方式的改变势所难免。他首先针对基督教的世俗化问题指出：“修道士远离尘俗，人批评他等于和尚出家，平信徒在各种职业里谋生活，又容易将基督徒三字的名称撇在脑后，成了世俗的人。从前教会不多与社会接近，人说他范围太小。现在教会渐渐的多与社会联合了。却又不免沾染了世俗不好的习惯。社会未必在无形中得着基督化，教会却已有形的受了世俗化。这事的是非得失，将如何断定呢?”[27] 教徒和教会的世俗化，严重损害了基督化。这固然与信徒和教士素质较低有关，但更与教会的组织管理与发挥的功能有直接关系。
吴雷川在提出教会改进的问题上，着重强调宗教仪式的改变和释经思想的改变。他指出，既然社会进化是不能避免的公例，教会如果恪守古代传承的一些仪式系统，不但在理性上通不过，就是在感情上也是不可能，在人事方面也有种种的牵制。《圣经》的道理大部分至今仍不失效用，只因种族、区域和时代的关系，教会在宣教思想和文字表达上应有相应的改变，否则就会阻碍基督教真理的传播。[28] 他认为，基督徒和基督教会的改变，不仅仅是适应时代进化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体现基督教的根本目的，即耶稣基督作人类的救主。他以西番莲为例说，院内一棵西番莲，因为种的时候，培土不深，长大之后，经风吹倒，遇见工人懒惰与疏忽，没有将他扶植起来，他就长时间横卧在地上。他的枝子弯曲了，花朵也瘦小了，所结的种子也不充实了。“我深深感觉，这是他遭遇天时人事的不幸，是环境的不幸，因而发生遗传的不幸。我又因此想到人类改进，离不了遗传与环境两种的关系。耶稣基督被称为人类的救主，正因为他的目的，是要改造人类，使人类进化。所以基督徒唯一的责任和基督教会一切的工作，无非是对于遗传和环境设法改良。”[29] 只有这样，基督教才能够实现在中国的生根和传播。
四、结语
吴雷川的进化神学并不是完全接受生物进化论，也不是简单地接受严复等人的社会进化论，而是从基督教如何适应中国救亡图存的社会需要出发，试图借鉴进化论思想来阐发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改造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既不是简单地回应生物进化论，也不是专门评判各种社会进化学说，而是力图阐扬基督教的进化思想，以指导人们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造，将天国建立在人间。
神学中国化，并非建立一种只有中国人才能接受和表达的神学，而是要建立一种既适合中国需要又体现基督教普世价值的中国特色现代神学。作为近代中国具有历史自觉的第一代基督教思想家，吴雷川从拯救中国的历史使命感和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生根与发展的愿望出发，认同革命进化的时代理念，积极地从基督教阐释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进化思想。这既是对时代潮流的一种自觉调适，更是使基督教能够适应中国社会需要的改革而实现本土化。他从进化神学立场提出“以儒教发挥基督教”的主张，实际成为其儒化基督教神学的出发点。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前期，西方也出现了“进化神学”（Evolutionary Theology）或“基督教进化论”流派，代表人物是美国新教神学家艾波特（Lyman Abbott，1835－1922）和法国天主教神学家德日进等。它们都是回应当时进化论思潮的一种产物，主张现代神学应以内在论和进化论来重新考虑上帝与人世的关系，世界的演变、发展反映上帝的意志和主宰，进化论同有神论并不矛盾。[30] 我们还没有文献证明不懂外文的吴雷川是否受到过当时西方进化神学思想的影响，但是，吴雷川进化神学与西方进化神学确实存在着的一些相同或相近之处，反映出其进化神学观不仅在神学中国化过程中具有独特意义，也展现出一定的普遍性价值。吴雷川的进化神学无疑为神学中国化探索提供了一个具有启迪意义的历史范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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