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５年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逝世８０周年，２００６年又是中山先生诞辰１４０周年。在这两年中，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都举行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表达对中山先生的敬意。笔者有幸于２００５年应邀参加了在中国天津由南开大学等单位举办的纪念孙中山逝世８０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孙中山与基督教”的学术报告。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学者有９０多人，提交的论文约５０篇，在这些论文中，除了笔者的文章和一篇论述孙中山与基督教青年会的文章外，其它所有的论文都没有提及孙中山的宗教信仰。然而，我们知道，基督教信仰是孙中山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为什么大家都忽视这件事呢？笔者猜测，一是中国的宗教学研究可能还不够发达，大家对宗教现象还缺乏应有的学术感应；二是对国家领袖的宗教信仰进行研究可能还是有所顾忌。但是，孙中山作为第一个成为中国国家领袖的基督徒这一事实是不容忽视的，其意义也是不能低估的。正是有鉴于此，笔者对孙中山与基督教的关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并从积极的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了评论。笔者特别将这篇文章收入本辑《基督教与中国》中，以此来表达对中山先生的纪念和敬意。当然，从中山先生的一些言论中，我们也能隐约感到他与教会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尚不能对此做出准确的判断。不过如将这一问题放在中国的政教关系中进行研究，将会更有意义，也许成为日后笔者进行的另一项研究。

２００５年６月，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在美国加州圣荷西主办了第十届“基督教与中国”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基督教与中国：全球化与地方性”。会议的出发点是想讨论在世界急速全球化的今天，基督教在各地的传播，以及与当地社会、政治、文化互动的状况。全球化指的是国际间在经济、贸易、文化、资讯、政治等方面的密切接触和交往。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宗教的传播也借助日新月异的交通和通讯手段越来越全球化。从发展、传播的规模和影响力来看，基督教无疑是目前世界三大宗教中全球化程度最高、国际性最强的宗教。基督教从产生之日起所开展的向外传教运动，就使基督教不断的全球化。基督教传入中国正是基督教全球化运动的一部分。在中国，人们对基督教的看法经历了一个从非理性到理性的过程。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曾尝试通过行政的手段，人为地消灭宗教，结果发现行不通。到了７０年代末，国人终于感悟到：基督教具有国际性，即全球性。基督教的全球化不能舍弃中国，而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与信奉基督教的世界发达国家交往的时候，也无法避开基督教的传播问题，因为这毕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各国、各地在历史上形成的不同的文化传统，必然使全球化的事物同时也具有地方特征。就基督教而言，这就表现为基督教的普世性与地方性。作为普世性或全球化的基督教，在各地传播时，与当地的文化传统互动，使基督教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地方性景象。这种与当地文化互动产生的地方性有两种表现，一是产生出带有本土风格的神学思想、宗教仪式、音艺艺术、宗教建筑、以及信仰倾向，这是对普世基督教的丰富和发展；二是产生出异端。异端在于过分强调地方性，忽视或抹杀了基督教的独特性。目前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异端，就是全球化的基督教在与地方文化相遇时所产生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考。

在这次研讨会上，我们共安排了４０个学术发言，其中的部分论文被收入到本辑《基督教与中国》中。刘德寰教授的论文是一个社会学的研究，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的传播现状。他认为中国本土的泛神认识是三大宗教在中国得以传播与发展的基础，基督教在高文化群体和年轻人中的传播和影响高于其它宗教。与此相映成趣，王克琬教授则从一个微观的角度，具体考察了湖北省枣阳市的基督教状况，她认为虽然经过了近３０年的迅速发展，基督教的信众仍然没能摆脱“四多”的特点，即女性多、中老年人多、文盲及低文化水平者多、和病弱者多，并且信徒在信仰上呈现出与民间信仰混杂的特点，这也许是更应引起我们注意的地方。江雪莲教授虽然不是圣经研究的专家，但她的论文对圣经的理解非常到位。她讨论了《创世记》第一章第２６至３０节的内容，认为这段经文并非导致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从而反驳了在生态伦理学上将生态破坏归罪于基督教的论点。周桂钿教授是儒学研究，特别是大儒董仲舒思想研究方面的权威。为了参加这次研讨会与基督徒学者对话，他特别把圣经仔细读了一遍，并把董仲舒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进行了比较研究。从他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传统文化学者对基督教上帝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藉此更进一步理解中国传统中的“天”。吴国盛教授认为当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陷入了全面的崩溃中，急需精神的重建，并试图从“科学”这个现实出发，探讨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问题。他认为，基督教在当代中国可以提供一个净化人心、重整伦理的重要途径，并为中国实现“科学”与“民主”的理想提供精神资源。基督教对中国精神重建的更深层意义还不在于救亡救世良方，更在于重塑人心，用“罪感意识”代替或补充传统中国人的“乐感意识”，重塑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当然，基督教在中国也面对被中国文化为我所用的加以改造的挑战，最后有可能变得非驴非马，这一点应当引起教内人士的高度重视。对于如何使基督教与中国本土文化更良性的互动，洪修平教授从佛教的中国化历程讨论了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可采取的途径。他认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特性的协调，如要在更深层次上进行，就需要一批有志于神学建设的思想家的不懈努力。中国基督教需要有自己的理论建设，需要有中国基督徒自己的理论著述，这种神学理论的建设不仅需要对基督教的教义学说有深刻的理解和消化，而且需要对正在经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社会的需要有深切的了解，就此而言，中国基督教任重道远。

正如洪修平教授指出的，“作为人类文明重要成果的基督教，通过不断的中国化、本土化、和地方化，最终由外来的｀洋教＇完全转化为中国人自己的宗教，它的普世价值、普世精神，将真正成为中国人精神的资源，真正成为人们｀生命的粮＇”。这也正是我们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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