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波士顿飞往上海需要漫长的航程，但2008年5月我的这次学术交流之行却充满了喜悦和兴奋。我这次去中国并不是简单的观光旅游，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即与中国高校的师生开展学术交流。这次行程中我访问了八所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武汉的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位于湖北襄樊的襄樊学院。我在各个大学所做的讲座，一个是基督徒的工作观，另一个是宗教在美国民主实验中的作用。因为我的讲座主要集中在第二个题目上，故让我多谈一下这方面的感受。

民主社会中的基督教

在美国国内及世界各地，人们用托马斯·杰斐逊“政教分离”的理念来规范基督教信仰与国家的关系已经非常普遍。的确，时至今日，法庭仍在继续审理一个接一个的挑战基督教信仰出现在公共政策中、或挑战宗教的象征出现在公共场所里的诉讼案。在这里，人们的预设是，基督教的信仰必须被完全限制在私人领域内，公共生活必须由纯粹世俗的、非宗教的原则来统治。因为这种观点已经被法庭在许多不同的诉讼审理案中所认定，所以杰弗逊这句话实际上究竟是什么意思，现在已经没有人去深究了，而只成为了一个有趣的历史问题。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即政教关系，现在实际上并不是由杰弗逊的原初思想所规范，而是由法庭的理解来规范。

正像世俗主义者试图尽可能地把基督教信仰排除在公共生活以外一样，基督教信仰却不断地从后门重新进入公共生活。事实上，这正是法国思想家托克威尔19世纪访问美国时所观察到的情况。托克威尔不明白的问题是，为什么教会在欧洲是国教，但基督教信仰在社会上却没有多少影响力？而在美国，教会不是国教，基督教信仰却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力？我在中国讲授的就是基督教信仰在美国社会中的这种作用，我希望能对中国的听众有所帮助。

我借用了20世纪初英国法官约翰·穆尔顿的一个比喻，他说在任何一个民主社会中，有三个领域必须被维持。一个是法律，因为在每个社会中都有人做违法的事情，如抢劫、强奸、谋杀等。没有公正的法律，或法律不能被公正地运用，社会就会被这些违法者带入混乱。二是自由，这是支撑创业、慈善事业、创作活动、和宗教信仰的基础。但是在这两者之间还需要第三个领域，这就是“对非强制力量的服从”。在这里，自我抑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心。这一领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不道德的行为并不总是违法的，所以国家不能控制不道德的事。大多数的说谎并不违法，但却是不道德的。例如，如果一个国家无法阻止它的国民说谎，它也同样不能强迫国民良善、慷慨、同情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对非强制力量的服从”这一领域的原因，在美国这一角色一直都是由基督教信仰来承担的。

如果中间这个领域萎缩了会发生什么呢？有两种可能，一是民主退化为道德执照，这种现象正在西方发生；二是法律变成压迫，这种现象正在非西方的某些国家发生。实际上，这两种现象以及混乱和压迫的竞相刺激在所有的民主中都存在。民主是行走在混乱和压迫的刀尖上。能够维护自由，避免使其变成混乱，以及维护法律，避免使其变成压迫的力量，正是“对非强制力量的服从”这一中间领域的有效存在。如果我的听众们能够看到基督教信仰在社会中所产生的这种积极、建设性的作用，那么我的这次中国之旅就不虚此行了。

中国人对西方基督教的看法

让我笼统的概括中国的学者和学生对美国和基督教信仰的看法，是非常不恰当的。我的观察和经验都非常有限。然而我的确有几次机会同中国的师生们交流，大多数时间是学生们提问或发表自己的看法；也有一次是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许多学者在会上宣读论文。但是我还是被东西方理解上的巨大差异所震动。学生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显示出他们对美国的了解多来自电影或电视上的印象，当然不是像真实的那样。学生们从美国的电影或电视剧里认识的美国，与真实的美国有着极大的差距。当我告诉中国学生美国并非像电影中描述的那样，这些电影都是用来赚钱的商业产品，对制片人来说故事情节与真理的联系并不像电影戏剧性的果效那么重要，因为戏剧性的果效可以帮助他们赚钱时，学生们似乎并不理解或相信我所说的话。在学术研讨会上，以及在与教授们的讨论中，我也非常惊讶的发现，他们的研究和讨论，起码在宗教层面上，与西方目前的研究相比，仍然落后若干年。

我怀着感恩之心离开了中国，我为能够荣幸地访问中国而感恩，也为中国朋友们对我的热情款待而感恩，然而我也深知，我对中国的了解实在是太少。我心里也想知道，听过我讲座的那些学生是否也在问他们自己：他们对美国的了解是客观真实的吗？我希望是这样。因为这正是我们开始学习与我们不同的人与事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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