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1日，“信仰与当代价值观”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王忠欣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尚九玉教授，中央党校靳凤林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黄慧珍教授，中国传媒大学荆学民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张秀华教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韩剑英教授、奚冬梅博士，中央民族大学谢爱华教授、北京交通大学施惠玲教授、 北京语言大学张华教授、柳博赟博士，以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近30人参加了这次研讨活动。

一、核心价值观引发的思考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报告中首次以24个字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然而，这二十四字还存在诸多争议，其中每一个词的内涵和外延，词与词之间的逻辑关系、应用范围、与普世价值的关系以及其自身的历史沿革等方面都还需要继续探讨。

王忠欣博士认为，美国价值观自建国到现在，始终没有发生过变化，具有简洁性和长久性的特点，其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不仅与普世价值观相契合，并且在其国家内部也达成了高度共识。不仅如此，美国之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具有较强的历史沿革性，其移民国家的背景、躲避宗教迫害的背景、独立战争的背景和启蒙精神的背景等诸多方面，均与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相统一。

靳凤林教授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制定这一价值观的任务最初是在第十七届六中全会中提出，但此次会议并未达成共识。在学界和政界的广泛讨论之后，这二十四字在十八大前曾被提出，但放置了“倡导”、“逐步培育和践行”等前缀，一般认为，二十四字的每八个字分别是官方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价值观的体现，同时容纳了马克思主义、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三个方面的内容。而目前，“倡导”等前缀被取消，这二十四字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定了下来。这二十四字是政治层面的表达，而非学理层面的推理结果，虽然也显示了中国思想界的混乱，但有总比没有要好，接下来是如何贯彻和实施的问题。在当前情境下，不仅个人要遵守这些道德约束，体制本身更应当遵守，否则这些倡导只能沦为空话。

施惠玲教授认为，从伦理的历史发展来看，在古希腊时期个人伦理和社会伦理是统一的，而之后两者则逐渐分化，若这二十四字不能体现出个人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区别，则显然还需要在理论上探索。

二、关于价值观与信仰的错综复杂关系

柳博赟博士认为，价值观很容易与信仰联系起来，但考察美国的信仰历史并不能给这个问题以明确答案，例如，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南方的黑奴反而是宗教情感非常强的，同时帮助南方黑奴逃亡的那些人也有很强的宗教情感。因此，信仰和价值观是两回事，前者可能是后者的根基，并且信仰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终极价值，对这一关系的探讨在学界还有待发展。

刘孝廷教授认为，宗教或信仰是文化的精神内核。美国的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与其信仰状况是密不可分的，亚当斯曾认为美国的法律制度是为有信仰和道德的民族制定的，别的国家因缺乏这一基础并不适合这一体制或价值观。

王忠欣博士认为，信仰和法治是两个层面的东西，法律更关注理性和制度的层面，而信仰则更关注精神层面。具体到中国的信仰情况来说，则比较复杂。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其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也是和基督教精神相契合的，而中国则并没有这种统一的根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的传入也没有在中国形成一个统一的主流价值观。

谢爱华教授认为，二十四字所呈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多的是制度层面，是为精英阶层服务的，其远不能满足和表达普通民众的诉求和意愿，然而民众的信仰是需要有出口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精英阶层的信仰应当与普通民众的信仰进行对话，这在学理上是可行的。

韩剑英博士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有统一价值观的努力和尝试。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是三纲五常，尽管其内涵有变化，但其基本价值一直是奉守的。到宋代时，对核心价值观又加入了新的内容，由朱熹等人所编的《四书》在北宋时完成，形成了“言必引《四书》”的状况，“三纲”和“八条目”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四书》的选择也是一个统一思想的过程，《中庸》很好地融合了儒释道三家，它实现了一种去宗教化的信仰体制，把“诚”突显出来。为了贯彻核心价值观，1027年宋仁宗手书《中庸》使得朝中官员人手一份。并且当时的朝廷还建立了一套教育体制，以使核心价值观得到全民普及。这种历史的经验，无疑会给我们当今的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路。

三、关于价值观制定的形式

张华教授认为，从学理和实践上来看，这种由上而下来制定价值观的形式是有问题的。从学理来看，价值观应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应该是被制定的。从实践上来看，中国人从上幼儿园开始就被迫地接受阶段性的价值观教育，比如幼儿园的价值观是听话，小学的价值观是好好学习，然而到了研究生阶段要求的价值观却是创新。因此，这种自上而下的价值观制定方式自身存在很多矛盾，并且严重损害了国民的创造力。不管是信仰，还是价值观，都应该是自然而然地表达，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也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而中国目前的许多制度的制定都是被涌现的问题给倒逼出来的，就如建立一座大楼却没有停车位的现象一样。

奚冬梅博士认为，已有学者运用技术手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网络话语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官方话语、民间话语和网络话语分歧严重，没有达成一致。

黄慧珍教授认为，政治有自身的诉求，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思考价值观的问题十分必要。信仰和政治的联系非常密切也非常复杂，例如，美国的宗教性非常强，同时它也和世俗、大众配合得非常好，美国的法律和政治都是围绕着其核心价值观展开的。因此，有一种说法是：“美国是在世俗化国家中的宗教世界，而欧洲是宗教国家中的世俗世界。” 于是，真正合理的核心价值观建立起来之后，个人和国家、政治和信仰等方面并不会产生冲突，尽管可能略显杂乱，但杂乱并不意味着无序。我国当前提出核心价值观首先是出于政治的需要，然而如果想要使之落到实处，则其政治设计也应跟上，否则施政成本就要增加，付出的代价无可估算。为此，政府也应公平合理地对待信仰问题，不能过分压制某种宗教形式而盲目纵容其它宗教形式，这会带来信仰的危险。

四、核心价值观与世界文明

尚九玉教授认为，他者是自我的一面镜子，中国政府对核心价值观的制定离不开大的世界背景。中国目前的社会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现代的，而是处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化过程中。核心价值观应该具有神圣性的根基，以得到全民族、全社会成员的基本认同。美国的基督教文化可以为美国的价值观奠定根基，但中国的传统资源却因其自身的前现代性陷入失语状态，中国儒家文化的农耕文明特性决定了它不能作为中国核心价值观的神圣性根基。

张秀华教授认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的制定必须奠定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之上，应该放到时代的背景中，和几个大的事件，例如文明、全球化、现代化等联系起来。中国的文明，若要进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就不能离开世界文明的大道自行其是。

黄传根同学认为，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具有后发优势，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但也具有后发劣势，世界诸多文明成果并不能简单地为我所用。根据台湾辅仁大学罗光博士的理论，对信仰资源的使用必须经历从个体性到公众性、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转换。这也就揭示出了学者或知识分子的角色及使命。虽然学者所探求的成果并不一定被当政者所接纳，但学者的本职却只能是探索真理，并尽可能地将其精细化。学者不应盲目地汇入构建的浪潮之中，因为根据卡尔·波普尔的理论，不断地构建意味着不断地回到起点，合理的社会发展机制应该是不断继承、改革和完善，而不是重复性地“推倒重建”。

张涛同学认为，中国的信仰状况依然面临很大问题。以基督教为例，基督教的“语言”在中国尚未转化成中国人的“言语”。语言是抽象的，言语才是现实的和实在的，因此汉语神学的影响力还远远不够。这也是价值观建设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必须要将价值观的“语言”转化成普通大众的生活“言语”。根据黑格尔的批评，自由和平等只是一种口号、一种形式，但美国使之成为自己的价值观并被民众广泛接受，原因也正在于启蒙运动、南北战争、黑人解放运动等事件已经赋予了这个形式以内容，已经将这种形式的“语言”转化成了美国人的“言语”。

靳凤林教授认为，中国政府的大部分高级官员依然深受“专家治国”的影响，他们对信仰和宗教大都缺乏科学的了解，对其认识依然容易带有主观的偏见。然而时代在变化，对信仰和宗教的理论学习工作也已经在开展，虽然其改变并不会马上显现出来，但改变已经可以从些许方面体现出来。党员能否入教、信众能否入党、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关系、唯物论与观念论的关系、共产主义与其它信仰形式的关系等问题，均已经成为党课研讨的话题。然而，历史发展的逻辑并不一定符合预想的逻辑，许多事情只能是耐心地去推进。

本次研讨会本着学汇中西、融通古今，实事求是、多维反思的精神，既有理论探讨，又有案例分析、既有宏观视野，又有微观论证，内容集中而富有深度，是一次难得的思想峰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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