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7日，由王忠欣博士和刘孝廷教授组织的爱学思道论坛“疫情的文化寓意与启示”学术座谈会，通过视讯的方式圆满举行。在此次座谈会中共有10位学者针对新冠疫情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去回顾及反思，探讨疫情带来的文化寓意与启示。

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孝廷教授在其开场白中强调人文学者反思疫情的文化意味很重要，指出防疫不仅涉及科学、制度等问题，还会激发诸多联想，也可从信仰等不同视角挖掘其启示。

复旦大学的刘平教授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及冠状病毒与黑奴贸易及纳粹主义的共性谈起，从轴心时期形成的先知主义视角谈论了全球正义问题。刘教授认为冠状病毒如果是人为的，则与黑奴贸易（种族主义）和纳粹主义（人种主义）具有的共性在于：旨在通过人造的观念或事物消灭人类。这些危害使我们重新思考轴心时期形成的先知主义传统，因为曾经的黑奴贸易、纳粹主义都是由先知主义中的普世正义观得以解决，所以有必要反思新轴心时代的七个问题:一、全球主义使冠状病毒问题具有普遍性，但地方主义、部落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解构着全球主义。对于例外状况下的身体安全来说，这种解构表面上看具有合理性，但背后隐藏着对普世道德尤其是普世正义观的消解，把普遍主义的正义知识变成部落主义的地方知识。二、如何解决全球正义问题？通常解决全球正义问题的途径是国际组织。但是，如今的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遇到巨大挑战，失去公信力，就是因为尽管世卫组织代表、落实全球正义，但在如何公布信息、化解危机、共享资源、信息透明化、资源分配透明化等方面却遭遇到挑战而招致诸多诟病。三、在疫情爆发、反复爆发的过程中，我们只听到大国及主流媒体的声音，但边远地方的声音听不到。如何了解患者（尤其是边远山区、边缘人群的疫情）病况的进展与治疗情况？这类信息透明化该如何操作？四、后冠状时代应如何建设民族-国家身份？现有的社会机构及已有的社会建制、民族疆界在冠状病毒前是脆弱的，冠状病毒既强化了地方疆界但同时又要求打破疆界。这意味着我们需重新思考民族-国家的身份。五、如何修复受冠状病毒创伤的各类社区及共同体？如何提高各社群的群体免疫力---既包括身体对病毒的免疫力，又包括对与疫情相关的邪恶及不公的免疫力。六、重新考虑如何修复社会公义，应考虑在新全球主义及后冠状主义时代中全球正义转型问题。这就首先要求信息公开，如冠状病毒的来源（如果人造的，则公开如何产生、泄漏等真相）、实际传播的路径、治疗的效果，要求对操作与治理不当提出警醒、批判、惩罚，并在制度、观念上做出尽可能公正的弥补。七，就历史经验而论，如何从公元前500年及最近500年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从希伯来先知主义中彰显的正义观有助于建构普世主义，希望在新轴心时代、进入新全球化时代的新的全球正义转型中，个体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感知到自己的尊严、价值和意义，能有机会为死者及受威胁者发声。

清华大学研究西方哲学、伦理学的田薇教授分享了她对新冠疫情带来的两个哲学问题的思考：人在宇宙中的命运和位置究竟如何？在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应如何定位自己的存在意义？田教授认为虽然新冠病毒就其自身而言是偶发性的自然事件，但却在人类活动舞台上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也就不可能仅仅是自然因果链条上的一环，可以说是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她接着分析了古今中外所持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观念及演变。田教授指出，无论是中国古人还是古希腊人，均谋求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共生。基督教强调人是按照上帝的形像所造，这使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上形成了对自然的掌管之位，这就潜在地蕴含了人和自然之间可能出现的张力。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人们在顺从上帝的前提下，开始读上帝写的自然之书，产生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活动，科学与技术结合又带动工业、经济发展，经济力量的迅增为向自然进军提供了物质基础。但这一切带来的是悖论性的效果：起初这些活动都被视为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但在发展过程中，荣耀上帝就发展成了对自我力量的确信，变成了对上帝的疏离。作为掌管者的人借助科技的手段，在实践中成了自然的主宰者和征服者。人忘记了自身其实是自然大家庭的一员，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了对立的外向性关系，但人其实是内在于自然的，自然有着人类不能冒犯的固有秩序、禁忌。如果人类不去控制自己的狂妄，挑战自然的极限，那这个禁忌终会如潘多拉魔盒中的魔鬼一样脱盒而出袭击人类，新冠疫情恐怕也是它的一种效应。更进一步，即使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有好奇追问之天性，可以作为人高超于万物的智慧的标志，但如果将一切好奇之心都要无条件地付诸实践里去应答，可能就会带来杀身之祸。所以，田教授认为人在智性的层面上，也应自我约束，就是所谓自知无知并守住对无知的自知，以此遏制想把自己变得像上帝那样的狂妄企图。田教授强调人类应该敬畏天命或神意，在此前提下也就要对自然敬畏，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关系的背后是人与绝对者的关系，或者是以它为前提的。最后，田教授提出亟需解决的问题：对于现代人幸福生活来讲，关键是如何收缩向外的扩张欲望、确立在自然界中自身活动的应有的界限和价值尺度？

山东大学研究犹太教的专家傅有德教授主要分享了两点：生命高于一切，其它都是第二位；我们要活出生命的价值及多样的人性。傅教授认为中国控制疫情比其它国家更有成效，看上去中国政府执行力比其它国家政府执行力强，但中国政府管控有效的深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中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有珍视生命的价值观，道家中有老子贵生、养生、长生的思想，儒家也追求长寿，如祝您寿比南山、福如东海等祝福语。张文宏说在疫情中中国人怕死，从正面看就是珍视生命，自觉注重防护，服从管控及医生治疗，结果就减少了感染，患者得到了较好的医治。而西方则没有把生命看作是第一位的，西方文化强调个人权利，尤其是自由。西方哲学家霍布斯、洛克及后来的康德都强调基本权利---自由权，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也反映了在生命、爱情、自由排序中自由是第一位的，爱情是第二位，生命放在最后。由于有很强的权利观念、自由选择取向，就不那么愿意服从管理，不太注意个人的防护，结果就招致疫情大规模蔓延，至今没有缓和。在珍视生命与自由权利二者间应如何取舍？傅教授认为，当二者不矛盾时，当然二者均可取，但矛盾时我们应适当放弃权利包括自由，而成全生命。 因为生命是其它一切的载体，对每一个生命个体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没有生命，也就谈不上爱情、自由、正义等。第二点，活出人性，即要按照人的本性生活，而不是按照某些理念。《人类简史》诟病多年来人们被一些理想牵着鼻子走。傅教授强调人们应多看问题少谈理想，少谈虚无缥缈的东西，应回归人的本性，活出人的本性。疫情管控后，工厂停工、饭店停业、机动车减少、污染减弱、空气变得清新，我们比平时更加意识到污染等问题都是过度开发所致。工业文明的发展使物质财富大大充裕，以致有些地区超过了人类所需，这也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而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失衡是人在其本性实现过程中自身的失衡，跑偏至某一个方面。人性这个复合体既包括物欲又包括情感、社会性、审美、超越性的追求等需要，马斯洛基本需要理论就讲基本需要包括生理的、安全的、归属的、尊重的实现、认知审美超越等有层次的由低到高阶梯性结构需求，而所有的人性需求都应该得到实现（尽管现实不允许）。其中，在维系生命存在的第一位的物质需要达到一定程度后，人就应把需求扩展到其它方面，自然而然就会有更多的追求，追求尊严、知识、美感，追求灵性提升，真正达到一个well-being（幸福安康）的完满状态。

四川大学的查常平教授谈了疫情带来的虚拟化、无聊化及信仰化的趋势。查教授认为病毒可能不是自然的东西。在此前设下，新冠疫情使人们重新了解人性。第一，全球化应被更深入地理解，也意味着虚拟化的加速到来，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将越来越虚拟化。第二，虚拟化的到来包含人在现实中的社会性转向虚拟的社会性。人总会有社会性的需要，交往、交流的需要就变成了虚拟的社会性的需要，一些人现实中朋友很少，而在网上和自己打扑克牌也是满足对虚拟社会性的需要，所以传统意义上现实的社会性的确是在萎缩。疫情使第三产业如旅游业、博物馆业、街头消费等进一步严重萎缩。现实社会性向虚拟社会性转变的表征：一部分人生活无聊---孤独感、空虚化，手机鸦片的无聊消费会更多控制大多数人的生活。无聊化或许会使极少数的人投身于沉思默想，也许在新轴心时代会产生少数深刻的思想家，但大多数人则是无意义地虚度人生。再者，是人对信仰的需要，疫情信息暗示人生的不确定状态。如果人没有一种信仰上的依靠，其实会加剧生活在恐惧中。有不少人因疫情患上了抑郁症，因无聊不知如何打发时间，最后只好自己和自己交流，一个人长期和自己交流，不安感会加深。这也是2020年“黑命贵运动”爆发的部分原因。

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的王忠欣博士从信仰的角度结合他对《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理解分享了对疫情的反思。他说当整个世界开始变坏，人心开始膨胀之时，上帝总是有一些方法来扭转这些状况。《旧约》中当人要造通天塔（巴别塔）时，上帝把人的语言变乱；当人心开始变坏时，上帝通过洪水消灭罪恶，如诺亚方舟的故事。所以，我们看到世上很多灾难，从信仰的角度看，背后如果没有一个神意的话，可能是解释不通的。《以西结书》第28章第2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从本质上看，人就是人，不能是神。新冠疫情从中国发现到世界泛滥，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都是和人有关。如果是人造的，那就是人自己把自己当上帝，觉得可以控制一切，控制病毒，结果这个病毒是不可控制的，反把自己给毁灭掉。如果是自然的，最早从海鲜市场开始，那也是人没管住自己的嘴，和2003年的非典差不多，都是由胡喝乱吃所致。圣经说过，哪些食物人可以吃，哪些不能吃。如果人把任何动植物都当作可以吃的，觉得自己具有类似神的地位，那肯定要出问题。《以西结书》第28章第9节说，“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吗？其实你在杀害你的人手中，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人们说人定胜天，好像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掌握，我们就是神，其实病毒出来后把我们的生命杀掉了。前面的圣经经句可改为：“在杀你的病毒面前，你还能说你是神吗？其实你在杀害你的病毒手中，不过是人，并不是神。”我们之所以有灾难，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我们把自己看成了无所不能的存在。先知以西结传讲的信息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谴责以色列所犯的罪恶，及宣告上帝对罪的惩罚；二是为了安慰被掳的以色列民所讲的上帝的应许，表明上帝不会弃绝他的子民，以色列民必蒙复兴，并回到他们的故土重建家园。上帝如果真想弃绝人类，他会让病毒来得更凶猛，传染性更强，死亡性也更强，一大半或全部的人都死亡。但新冠病毒现在的致死率是非常低的，其传染性似乎也没有那么可怕，只因现在还没有办法治疗对付这个病毒，人们才显得惊慌。这也表明上帝对祂所创造的生命的眷顾，仅让我们受到一些惩罚，并非要消灭我们。在《以西结书》中，“他们必知道我是神”这句话出现了将近70次，这是向我们表明神才是宇宙万物的掌管者。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病毒只是神对人的高傲、不受约制的行为的管教。这是我们可以从信仰、从基督教角度对瘟疫做出的一种解读。希望全世界能够回归上帝，重新得到上帝的饶恕和祝福。

北京师范大学的万兆元博士分享了他的个人体会：疫情深化了他持有的“地球乃一国、人类皆其民”的信念，疫情将此认识从知识层面升上到切身体会。万博士曾庆幸他女儿在中国疫情爆发前及时离开去加拿大上学得享安全，可不曾想到仅两个月后加拿大疫情就迫使女儿返回中国并经历买高价机票、隔离等曲折。疫情让他现实地认识到了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世界上的各国各地是怎样互相紧密相依、命运共享。万博士认为疫情既使我们关注到了各国政府的管控，也使我们关注到了平时很少被听到呼声的一些人的境遇。比如，有些农村为了防止疫情传入把路挖断了，致使需要出去的人无法出行；有的社区将从高风险地区回来的住户的门用铁条焊死，以至连家门都出不了，大小便都得在室内解决；还有，疫情使原本亟需医疗的病人如透析病人因得不到医疗资源而去世。这些状况使他思考：在通过管控保护多数人生命安全的过程中如何兼顾弱势群体的权利？要知道，对不同群体的权利的兼顾也是考验一个国家的整体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谈到对疫情的态度时，他认为疫情也许会教给人类新的认识，不必对疫情感到过分悲观。回顾历史，人类历经了很多大的灾难，但历经灾难后人类学到了许多东西，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识到全球安全的重要而建立了联合国。虽然联合国还有诸多不足，但目前仍是我们走向和平的一个最大的机制，这是二战带给我们反思的结果。如果联合国有助于我们在政治、军事层面保持和平与团结的话，那么这次疫情是否使我们在全球共同体意识层面乃至信仰层面获得新的洞见呢？

美国加尔文神学院的王俊博士分享了对疫情中出现的民粹主义及精英道德责任衰落问题的见解。王俊博士认为疫情可能提升文化，也可能会降低文化。疫情这巨大的灾难可能会如王忠欣博士分享的那样是上帝给人类的教训，让人明白彼此缺少关爱、扶持等，暴露出信仰、道德、社会问题。如果人们看到这些问题去反思、悔改，那么疫情就会提升人类的文化，让人更富同情心，更具牺牲精神。但疫情也会带来相反的影响，它也会使人类显露出恶并放大这些恶。疫情中有些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甚至牺牲别人，如钉别人的门、抛弃患者、甚至对患者充满仇恨或用暴力对待，这都显露出人性的恶，这些恶在平时可能还会遮遮掩掩，但在疫情时就变得理直气壮，没有了愧疚及良心的不安。这次疫情更多地是看到恶，疫情提升文化的机会反倒很少，更多的是民粹主义，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民粹主义都抬头，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其中，我们也看到精英文化的衰落和危机。一个正常社会，在文化危机时，是由精英人士来对社会和大众负起责任，但这次疫情中大部分精英都没有担负他们的道德责任，他们把应负的责任交给了大众，甚至讨好大众、成为民粹主义的帮凶，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精英本是具有道德内涵的概念，但现在精英越来越去道德化，精英成了社会阶层以能力身份主导的概念，这就使得精英越来越利己化。精英不从道德层面思考，而只是从自身的利益、名声出发来看待大众的问题，这样一来，本应范导大众，反而成了随从大众、讨好大众。精英去道德化、社会大众化表明我们文明的衰落。另外，许多地方的基督教有民粹化的倾向。美国的福音派，包括许多华人基督徒在这次美国选举中体现了民粹化的倾向。这些民粹主义没有从信仰角度思考文明的危机，其本身变成了文明危机的一部分，变成了各种政治意识形态里的一种。基督徒不应回避基督教民粹化的问题，应该提出并反思这样的问题，否则，基督教在文明中易失去其应有的位置。

华南师范大学的张涛博士，从莱布尼茨提出的逻辑学原则连续律的视角出发，分享了他对疫情起源问题的看法。他指出了形式逻辑和归纳逻辑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的无效性，并引用杜威的观点论证：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本来是形式与质料的结合，是有内容的，但随着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逐渐被抛弃，逻辑学就只剩下纯形式了。二十世纪初期产生的符号逻辑学，正是这种体现。符号逻辑学中的几条有效推理形式，对于解决疫情中的现实问题基本上用不上。例如，肯定前件推理，P蕴含Q，（P->Q），如果P发生，那么Q就一定发生；虽然推理形式是正确的，但是在应用中仍然会错误频出，例如，命题“如果核酸检测成阴性，就没有感染新冠病毒”（P->Q），但后来的实际情况是，即使核酸检测成阴性了（P），也并不代表就没有新冠病毒（-Q）。我们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用的是归纳逻辑，例如，一开始我们发现大部分患者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就很自然地得出结论：这个病毒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是动物传出的，未发现人传人现象。但后来发现实际并非如此。莱布尼茨认为演绎和归纳都有其局限性，演绎无法表达现实物质世界的规律，归纳又无法保证可靠性，于是便提出了连续律原则。理解连续律，需要从他的哲学根基《论组合的技艺》开始。莱布尼茨认为每个事物都是部分的组合，部分又可以组合成整体，部分与部分之间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运动不止的物质世界。在组合技艺思想的指导下，连续律的提出也就顺理成章了：事物的发展是连续的，新的状态是从之前的状态中产生的，没有凭空的出现，也没有凭空的消亡。于是，紧接着，莱布尼茨又提出了充足理由律：一件事物的产生，一定是有充足理由的；但是，我们往往不能了解所有的理由。充足理由律强调了两个方面：一个是，事物的产生一定是有充足理由，这是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另一个是，我们并不能知道事物产生的所有理由，因为每一个事物的产生都拥有无限多的因素，有的是看得见的因素，还有更多的是看不见的因素。在充足理由律的视角下，普通人的认知思维方式是简单因果，例如，病毒在武汉发现就得出病毒起源于武汉，疫情之前美国军人在武汉参加过军运会就说病毒源自美国。实际上，一件事物的发生往往由很多因素导致，我们作为有限的人，只是根据我们的观点去揣测。例如，对于新冠起源的揣测就有很多种，有的说是吃蝙蝠导致的，有的说是吃果子狸导致的，又有的说是吃蛇导致的，都是从自己有限的经验出发去揣测。有限的人是无法把所有的原因都搞清楚的，我们只能考察其极个别原因。但人们总想追求确定性，为此便总是寻求一些海德格尔所言的“触手可及的东西”，即技术物，最终达成被技术绑架的状态。疫情揭示出很多真相，只不过这些真相我们以前觉得不是真相，人们迷失在了确定性的追求中，或沉迷于纯形式的确定性，或沉迷于触手可及的技术，遗忘了这一切确定性的根基是不确定性、神秘性。

北京怀特海幼儿园园长阎晓霞老师谈到了缓解老师、家长的焦虑问题。阎老师谈到，针对此次疫情，作为个人，应调节身心应对疫情，做好自己，做好手头的事；作为老师，影响一个孩子就是影响一个家庭，家庭又影响社会；从教育来讲，培育孩子身心健康就是当下园里老师应做的事，疫情当下，就是培养孩子们的卫生习惯，如养成用公筷的习惯等。从孩子、自己开始培养文明习惯。

座谈会最后，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感慨于学者们很深的家国关怀和忧虑，表示从认识和境界两方面颇受启发。接着，他报告了思考很久的一个问题，即“新冠和霍金魔咒（或末日之忧）”。他首先介绍了“霍金魔咒”的基本含义，即人类文明在地球上的未来存活史不超过200年；并指出，小约翰·柯布在其名著《是否为时太晚？》中通过对环境的审思也有类似认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关于大自然会对人类报复（主要指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因过度开垦所导致的水土流失而败亡）的警示可谓较早预言。而最近（2010年6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著名微生物学家、人类消灭天花病毒的功臣弗兰克·芬纳教授甚至称人类可能在100年内就灭绝，“人类世界”将终结。

对霍金魔咒，刘孝廷教授运用多种资源和方法展开了“五路论证”，认为这是一个理论事实，如果人类文明得不到挽救，就可能变成经验事实。这“五路论证”是：（1）对称性论证，即对称性地回看近200年（1820-2020）人类社会的发展，然后审视一下地球还能否再经受住同样的200年；（2）驼草性论证，是指根据气候学对地球的长期跟踪性研究，工业革命以来地球表面已升温1.5度，如果达到2.5度，就将彻底不可逆不可控了，也就是说只还有1度的增长空间，即使我们立马节能减排，则现有70亿人的微小增量也可能成为压垮地球的“最后一根稻草”；（3）致毁性论证，借自于中国科学院刘益东教授的“四困一大”说法，认为囚徒困境、动车困境、双刃剑困境、魔戒困境与科技是文明最大危机，而按照传统思路，我们的处境就是一个悖论，困局根本不可解，所以必须另寻“高明”之策；（4）奉侵性论证，借用苏洵《六国论》中“奉之弥繁侵之愈急”之意，指技术水平越提高，地球资源消耗越快，生态崩塌越会提前；（5）赫拉利定律，是以色列学者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给出的关于生物链顶端速衰现象的描述性结论：“高级动物的特性之一就是加速自身的灭亡”，也就是说，按照“自然”的方式，人类灭绝在“天命”上也是很快很自然的事。

基于上述讨论，刘教授评论道，“新冠”的出现可能就是人类文明末世到来的一个预警或征兆。二十世纪以来，我们已经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新冠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对象则是小小的病毒。他把末世的起点定在罗马俱乐部出版其报告《增长的极限》的1972年，因为是他们敲响了人类文明的第一声丧钟。现代社会不断堕落，当今世界如困兽之斗和在漏船上比武。我们必须从上述警示中获得启迪和警醒。为此，刘教授提出了人类是否还有救的问题。他说生态修复之路非常漫长，所以从现在起人类必须严格自我约束，因为对生态和环保来说，已有的许多措施和操作都是杯水车薪，最多是减缓地球灭亡，并不能保证地球不灭亡。然而，末世面前也并非完全的绝望，至少由于疫情中人类的活动减少，大自然很快就恢复生机，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点点希望。就此，人类应积极进行文明转型，以便从末世转入新生，走向新的第二开端。具体措施是，将末日作为节点，制定有关整个人类的末日时间表，改变发展的涵义和模式，因为文明的自然进程需要依仗人类内在的自我提升，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也才在新生中迎接希望。

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启蒙，必须强化对地球和人类未来的共同追求，包括重新诠释启蒙，把启蒙看成是人类文明自我康复的一个环节，包括从文化的哲学转到文明的哲学，特别是文化人应该首先做文明人，而不仅仅局限在家国主义、民粹主义上。否则，人类如果不能进行共同思考，共同做事，就没有出路可言。在这个意义上，宗教信仰也还是有特殊意味和力量的，套用海德格尔的话：“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我们必须走向第二开端，去响应存在的召唤，即从外在物质欲望走向内在的精神提升，这是今天人类自我脱扣、自我解放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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