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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与启蒙”学术研讨会综述

向迪英(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

2020年5月30日,由王忠欣博士和刘孝廷教授组织的“疫情与启蒙”学术研讨会,通过视讯的方式圆满举行。此次研讨会结合新冠疫情期间国内民众关于疫情来源和医治方法的荒诞传言现象,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去回顾及反思启蒙,探讨并评估中国启蒙可行的进路。本次研讨会共有8位学者发言,近40名学生、学者参与了此次学术交流活动。

清华大学的田薇教授首先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启蒙不同的形态和内在的多样性。从17世纪到19世纪初西方启蒙有三种形态,即法国启蒙、德国启蒙和苏格兰启蒙,这三种启蒙虽然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专制政治和教会的愚昧统治,但又都各具自身的思想特性:法国启蒙强调个人至上的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也充满了社会革命的诉求,具有激进主义反传统倾向;德国启蒙的理性主义以及后来的浪漫主义,都跟德意志民族复兴和国家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一种较强势的德意志民族精神,并且造成了各种文化斗争;苏格兰启蒙是比较温和适中的,为寻求个人自由和政治社会的平衡,既强调历史和传统,也彰显个人价值和法治秩序,属于一种改良主义的文明演化论。作为“内源型”的现代化典型的英国启蒙,通常人们的看法是,英国传统文化在漫长的社会变革当中,已被现代化所“化”,所以不存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冲突,这种观点凸显的是传统文化对现代性的适应和调整。此外,还有一个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什么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沦为了二流发达国家,经济上呈现衰退之势?马丁·威纳的《英国文化和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从各个角度提供了说明和解释,认为现代工业革命通过英国传统的文化而被驯服了,“取而代之的,是古老的和几乎不受干扰的绿色而快乐的国家。”希梅尔法布的《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运动比较》则论述了英国启蒙运动注重社会美德或社会情感,调和理性与宗教,坚持宗教宽容,而这本身就是自由的保证。正如宗教是精神得救的工具一样,宗教也是社会改革的工具。

田薇教授指出,以上西方启蒙运动的历史回顾,提示了启蒙及由此开启的现代性具有路径上的差异性和价值品质的高下之分,而现代性发源地的英国启蒙运动,在传统和现代之间,通过改良、渐进的方式逐渐结合,其自身所包含的协调并存的能力更值得探索,而选择什么样的启蒙路径是对人实践智慧的重大考验。反观中国五四以来的启蒙,在法德启蒙思想的影响之下,伴随着中国社会面临民族救亡的现实危机,中国启蒙运动主要是与德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相结合,走向了激进主义的道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和制度性实践的路线,采取了激烈革命的方式,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就当下中国对启蒙的态度,田教授引用许纪霖先生的概括,即2000年以来有三股影响巨大的思潮作为显学形成对启蒙的解构。第一股思潮是国家主义,在自由主义关于国家理论缺席的情况下,国家主义趁虚而入,表现为施密特热、马基雅维利热、霍布斯热;第二股思潮是古典主义,由启蒙开启的世俗时代伴随着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意义世界的崩溃,多元社会里核心价值缺乏,终极而超验的理想之维隐退,相比之下,回归古典主义成为一条抗衡启蒙的路径,西方的古典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就是斯特劳斯热,重读古希腊经典热,中国自身的古典主义就是回到传统文化,出现各种读经热;第三股思潮就是多元现代性,西方的现代性启蒙一直被视为普世性的典范,而近来从日本引入的东亚现代性,则被视为推翻了西方典范的普世性价值。东亚现代性的历史和文化起源与欧洲完全不同,东方具有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现代性图景,东亚与西方是特殊对特殊,这是现代性的多元化。

结合中国社会现状和启蒙,田教授分享了三点思考,首先她赞成哈贝马斯的观点:启蒙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第二,从哲学的观念层面来看,启蒙思想元素中的自由和理性是启蒙大厦的思想根基,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有经典性的表达:“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性无能为力。”而能够运用理性的前提是自由,故而康德的启蒙就是要人勇于自由而正当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从一个受缚状态的“实然人”走向一个“应然人”。康德将这个过程看作是一个无限接近道德完善和宗教至善的过程。这样的启蒙既要理性,也要信仰,既肯定人自身的自由自律,也承认由于人的有限性,所以需要上帝存在;第三,前启蒙时代和启蒙时代的宗教信念无疑具有共同的来源,但思想取向不同,前者强调人对上帝的背叛及其罪性与救赎,后者凸显人是上帝的伟大作品及其尊严和自由、理性认知和道德自觉。但是,启蒙时代的精神取向在发展过程中,导致人性之维日益膨胀而神性之维日益退隐,结果种种外部灾难的出现反证了人的罪性,而且超验的形而上的意义世界的萎缩也构成了虚无主义的生存困境。

最后田薇教授分享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对于启蒙之后的种种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是站在启蒙之外去整个的否定克服启蒙,而是沿着启蒙的内在的理路去重新解读启蒙,使启蒙重新打开自身丰富的意义。田教授指出当下的中国依然需要走上一条健康的启蒙之路,一方面需要启蒙现代性普世价值的洗礼,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可以为普世价值贡献自己的思想资源,比如和谐、和而不同、仁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

山东大学刘新利教授从德国历史的角度指出,欧洲的启蒙运动开始于英国,在法国达到顶峰,在德国结束。德国的启蒙思想家给出了“什么是启蒙”的答案,认为启蒙就是在黑暗中放射光明,是使人用自己的理性摆脱幼稚地顺从权威的做法,是开启民智的教育行为。在英国和法国,启蒙运动的矛头直指教权和君权,但在德国,正是掌握教权和君权的统治者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全面展开。对于欧洲的启蒙运动,在涉及政治时,中国人将“启蒙”译为“开明”。启蒙政治,即开明政治;启蒙专制,即开明专制。在开明专制下,有一条格言,说:“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不经过人民”。“为了人民”是启蒙,是开明;“不经过人民”是政治,是专制。这就是启蒙的政治理念。联想到目前中国政府协助国民防疫的做法,也难免想到“开明专制”的历史和现实。在德国的历史上,开明专制持续了大约半个世纪(18世纪下半期),其结果是引导德国社会在整体上完成了从封建向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不谈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问题,仅就目前的疫情而言,面对几亿人濒临险境的态势,采用启蒙专制性的措施,有助于民众应对传染,摆脱危机。

北京师范大学王天民教授结合目前的疫情处境,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探讨了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下人的精神信仰,并就疫情中凸显的现象思考生命观念和良知问题。他认为,疫情拉近了人和死亡的距离,中西文化对生死问题提供了不同的应对思路,西方文化视死如归,主张向死而生;中国文化重生贵生,避讳死亡。面对疫情拉近的死亡,时人需要以开放的文化视野,深度思考生命的本真意义和终极归宿问题。现在中国对疫情的有效控制,成功地战胜死亡,延迟死亡,可能使人们比以前更加避讳死亡,也可能进一步强化人定胜天的狂妄,在关涉生死的文化观念方面更加自负甚至蒙昧,陶醉于无所不能的技术设施和制度设计,而不能从中意识到文化观念的深层问题及其引发的深层危机。可以说,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是灾难,也是警示,它促使人们更多地从精神、信仰和良知层面思考文明尺度和生命意义问题,从而会使越来越多的的人离弃愚昧自负狂妄的生命样式,确立精神信仰,生发敬畏之心,纳进心灵之光,迎向开阔的新生。当然,在疫情中,有的人会遵循良知去发光发热,有的人会违背良知谎言惑众,“卑劣是卑劣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疫情是对时人的检视和考验,涉身其中,既要独善其身、做好自己,又要光照世界、唤醒他人,推动观念创新和文化启蒙。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素民研究员站在新托马斯主义雅克·马利坦哲学的立场回应了现代人无根的现实存在问题,以此来谈“重返Being”并反思现代性及启蒙价值。在奥古斯丁关于人之恶的哲学观点中,伦理之恶即人性之恶,托马斯·阿奎那在奥古斯丁的人性论基础上提出人的本性是人性与神性的统一体,人必须以赎罪的态度坚定地践行神性德性,使人获得享有今生幸福和天国幸福的双重可能。阿奎那在不经意间接通了近代启蒙思想的天赋人权理论--每个人都富有神性,都具有追求世俗幸福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从神而来的尊严和平等,这正是启蒙价值所要求的;阿奎那讲人的双重本性,无形中又为社会契约论提供了逻辑前提,因为既然在物质幸福之外还存在着更值得追求的人性完善的幸福,那么,要使后一种幸福如愿以偿,人就必须创设一个符合人性发展的社会环境,而这就必将导致社会契约论的发生,由此而接通近代启蒙价值。在处理两种幸福原则的问题上,阿奎那又特别提出了要遵循宇宙秩序的大全体系,即由永恒法、自然法、人法构成的大全体系,目的是使神恩和人性能够彼此成全。在此,永恒法是上帝的理性;自然法是上帝永恒法对受造之人的分有;人定法就是社会当中所颁布的法令法规。阿奎那特别强调人定法必须符合自然法,也才是合乎人性的、合乎上帝的意志的。阿奎那的宇宙秩序中强调公共利益而贬斥专制特权,否弃利己主义,因此也迸发出博爱主义的思想火花。由此可见,近代启蒙思想不是突发的,正是一千多年的基督教哲学为启蒙价值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土壤。

中国政法大学张秀华教授从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与启蒙的角度,探讨意识形态和启蒙的关系。马克思作为现代性的拯救者和启蒙者,认为启蒙者也需要被启蒙,其路径需要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来完成,马克思的批判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为了拨乱反正的启蒙,并借助启蒙来改造现实世界。马克思在拯救现代性的过程中,借助意识形态批判首先解构那些所谓的启蒙者的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下,完成其哲学革命,彻底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用其科学的理论武装启蒙无产者,以期推动现实的社会革命,就是走激进的社会主义的启蒙,让无产者认识到自身受剥削和异化的生存处境,凝聚革命主体的力量,最终回答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他在对宗教进行批判时,转向政治经济领域的批判,而后进展到启蒙大众的哲学革命。马克思认为劳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却沦为工具性的存在,因此要扬弃异化劳动必须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他确信,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所以马克思批判一切资产阶级的哲学。同时,马克思主张,革命的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可以通过启蒙大众实现改造人和改造社会的目标。无疑,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确立起一种新的主体性哲学,高扬了理性的精神;马克思对大众的启蒙带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然而,今天世界范围内启蒙大众的任务远未完成,面对现代性的急难需要新启蒙。

王忠欣博士从启蒙的多样性视角切入,指出启蒙涵盖诸多领域,包括哲学启蒙、宗教启蒙、社会启蒙、政治启蒙、科学启蒙等等。所有的启蒙从本质上讲,都是思想的启蒙,启蒙更像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即接触新的思想,运用新的思维方式去看待所面对的问题。思想要靠传播才能达到启蒙的目的,在所有思想传播的运动里,宗教最有特色。宗教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传教,传教就是传播不同的宗教观念,传教就是启蒙。中国历史上域外宗教的传入,为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丰富的新内容,推动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并且使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佛教带来的世界观和生死观,基督教带来的博爱、牺牲理念、以及现代科学思想等,这些都是中国原来没有的新思想新观念。从启蒙的角度讲,宗教启蒙最大的贡献在于,“打破了对权威的信仰,树立了信仰的权威”,即打破了对世俗和人的权威的崇拜和迷信,转而确立了信仰的权威,而信仰是超越的,是指向永恒的,是与终极的真善美相连结的。启蒙如何才能发生?正如康德所讲,启蒙就是自由和独立的思考。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的环境,对启蒙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在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启蒙的中断时,大家通常认为是救亡取代了启蒙。实际上并不是救亡取代了启蒙,而是启蒙失去了它所能发生的条件。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是中国思想文化多元发展的一个时期,也是启蒙的一个时期。当时的军阀割据,多元的地方自治,去除了中央权威,消解了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为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创造了必要条件。为什么宗教改革发生在德国,而不能在法国发生?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德意志是一个缺乏中央权威、各地诸侯自治的社会,而法国当时是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思想自由的空间很小,不利于新思想的萌发和传播。所以,对于各种启蒙而言,之所以无法进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自由环境的缺失。如果没有自由,启蒙者要么沉默,要么就要殉道。无自由不能讲就是保持沉默,或者,就要为自己敢言所讲的付出生命。当我们说民众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时,在更大的程度上,是说他们没有自由思考的空间,他们只能跟随国教形式的思想去思维,因为他们一旦脱离国教般的教导去思想,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只有当权力与思想相结合所形成的国教约束弱化或消解时,启蒙才有可能。

天津师范大学郝岚教授从文学的角度,切入对疫情与启蒙的探讨和思考。郝教授首先解读了以瘟疫为主题的小说《失明症漫记》的作品表达,在西方文学传统里,眼睛和心灵一直是两相对照的,启蒙的问题在文学上常常表达为看见和看不见,启蒙的意思是照亮,启蒙者认为理性是对抗蒙昧的,蒙昧就像处在黑暗中不能看见一样,作品中人原本是看见的,但是在人与人之间突然传染一种失明的瘟疫,症状表现为眼前一片白色,人们看不见了,政府把患者集中隔离,而患者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和照顾,在无序和恐惧中人渐渐丧失了理性。当人以为看见的时候,其实是看不见,《失明症漫记》的作者萨拉马戈曾经说过:“我们都是看得见的盲人,能看见但不去看。”自启蒙运动以来,知识理性给了现代人以很多的知识,人以为掌握着宇宙的一切秘密和解决的办法,这是没有认识到理性的局限,康德说,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因为没有信仰的内在约束,人无一例外,都会毁在瘟疫之后丧失理性的状态里,会看到恐怖的自己和社会。萨拉马戈还说“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看见。”这种文学上的表达常常是引向人类的隐喻:人理性的盲目。人单靠理性无法得救。俄狄浦斯王看得见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是谁,当知道自己是谁以后,他就把眼睛刺瞎了,所以“人要自知”,“自制”;李尔王在旷野里遇到瞎了的葛罗斯特,因此他说:“在这旷野里边,疯子带着瞎子走路,是这时代的一般病态。”《马可福音》里自幼眼瞎的巴底买,被耶稣医治,就在路上跟随了耶稣,巴底买是非常卑贱的一个人,他在知识理性上远不如那些文士,但是信心救了他;《使徒行传》中耶稣说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明与暗,瞎与看见,理性与人的信心的关系值得更深的探讨。

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结合当下疫情中的各种现象,反思中国启蒙与文明,探讨在疫情下个体与人类、精神与文明的关系和出路。刘教授首先指出理解疫情必须上升到文明的高度,疫情暂停了人类的发展,但在国内的民众中出现了幸灾乐祸的人性之恶的现象,这更凸显中国启蒙的任重道远。而启蒙在中国的最初实践中,正如李泽厚所说,是救亡跟启蒙并举,最后救亡压倒启蒙。启蒙过程中有自身的不完善,是可以修缮使用而无须直接废弃。而在目前疫情之下,启蒙应该是从文化推到文明,启蒙是文明的自然进程,因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进程不同而导致启蒙的水准和程度有差别。可以把启蒙中人类从古代进入近现代的精神提升看作小启蒙,它塑造的是现代人;把启蒙的精髓抽出来放在历史中去看是大启蒙,它塑造的是超现代人。实际上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的启蒙史,其共同性和最终目标就是肯定自己在世界上理性的存在,最后走向一体繁荣。而今天的中国需要的是复式的启蒙,中国的第一次(小)启蒙没有完成,第二次(大)启蒙则是汇入人类文明的总启蒙。启蒙的根本是个精神问题,精神只要存在就是自为自觉的单一体,今天人类的精神如何安放和联结?唯信仰使人谦卑、宽容和担当,所以面对今天人类文明的危机,中国启蒙还面临深度地自我警醒和转化的多重任务,需要在精神和人学上大步前进。中国启蒙是中国知识人要承担的沉重的历史与现实使命,所以我们更要先在知识层面上塑造新人。

研讨会的最后,王忠欣博士分享了对启蒙的道德性的思考。对那些在没有自由的环境下依然蒙昧的民众,向他们启蒙是不是道德的?因为他们被启蒙了,却仍然没有办法变成有独立思考空间的个体,那会很痛苦。就好像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在一个铁屋子里边没有可逃出去的办法,里面的人在睡觉,你是叫醒还是不叫醒他们?叫醒了也没办法出去,人们会更加焦虑;然而,把他们叫醒了也许会有找到出路的可能,因此又不想放弃这个机会,这其实是很矛盾的。在没有自由的艰难条件下硬要去启蒙的话,或者自己成为殉道者,或者去鼓励别人成为殉道者,这是启蒙的道德困境,需要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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