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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技语境下的精神生活”学术研讨会综述

向迪英(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

原定在中国四川举办的“当代科技语境下的精神生活”学术研讨会,由于疫情的原因,推迟至2020年4月14日通过网络以视频会议的方式举行。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主持了这次研讨会,30多位学者参与了研讨,10位学者做了主题发言,从不同的视角对研讨会的主题展开了讨论。

王忠欣博士从两个层面讨论了对“当代科技语境下的精神生活”的理解。首先“当代科技语境”是指在现今我们生活的时代科技掌握着主要话语权,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是科技的影响和科技的力量,离开了科技我们似乎很难生活下去。尽管如此,科技仍然不可能完全取代人的精神生活或者人的情感和信仰,因为人的精神生活有不可取代的独特空间。历史上曾经有人提出过以美学取代宗教,以科学取代宗教等等,最后都不成功。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对精神生活有正面的影响。从基督教的历史去看,科技有助于基督教精神生活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教会层面和个人层面。从教会的层面看,中世纪时,建筑是当时的最高科技,而教堂是当时科技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形式,教堂在规模、采光、传声等方面都使教会的精神生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16世纪的欧洲,印刷术是当时的最高科技,它使《圣经》得以大量发行,对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基督教的传播是一种巨大的推动。今天的教会也使用最先进的音响、照明、投影等科技,提升教会的精神生活活动。在个人的精神生活层面,通讯科技的发展与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人们可以更便捷地搜索到精神生活资料,满足个人灵修的一些需要,这是对个人精神生活的一种补充。当代科技的发展也方便了信仰群体之间的连接和交流,从以前的电话会议到今天具有身临其境之感的视频会议,这些都是科技对精神生活正面的影响。在谈到科技对精神生活的负面影响时,王博士强调基督教是注重群体性的信仰群体,教会和团契生活非常重要,过多的网络信息和便捷的通讯工具有时会影响大家在团体精神生活中的敬虔与专注。

北京语言大学的张华教授提出了研究当代科技语境和精神生活的四个维度和路径:一是科学技术与宗教信仰的关系;二是现代性与人类社会的张力;三是“当代科技语境”的适用性及其对“精神生活”的影响;四是在疗救致命性疾病患者中科技与精神力量的作用。张华教授还就自己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展开了对科技与人文的学术性思考。他认为,尽管整体看来“思想的解放和人文的张扬带来科技革命”,但具体到比较文学来说,却是相反。这也许是比较文学学科不断遇到挑战和危机的原因。首先比较文学诞生和发展的真正动力与方向,是19世纪的科学革命,以及从18世纪中叶以来的科学旅行和探险,此外古生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进步,特别是系统地应用显微镜和细胞的发现,积累了大量的材料,使得应用比较的方法成为可能和必要。比较文学的初期对平行研究起支撑作用的是实证主义,而系统论和实证主义方法均源自于19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的成就,并扩散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类在新的科学实践观指导下对世界的认识,从依靠经验的线性思维发展到了以数理逻辑为基础,实现了对事物整体性把握的立体思维。作为一种思想方法的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也是与科技进步有很大关系,有了科技的发展,才产生了后现代的观念,也才在比较文学的领域得以开展。

旅美学者李少兵博士首先从理念上思考了科技与信仰的关系,即信仰寻求理解传统及信仰与理性的分野与限度。在科技与信仰的互动中,特别是从疫情初期韩国一些基督教派,因大型聚会导致病毒大面积感染的实例可以看出,科技和信仰有各自不同的边界和规则,信仰寻求理解的理性传统非常重要。具体到这次疫情全球性爆发的灾难中,从信仰来说每个人都有原罪,都要反思。在科技上,则可以通过相关手段、技术调查和履行程序正义,追究疫情的源头是否出于恶罪。第二点是社交媒体作为科技的手段,也是作为现代人生活的一种呈现方式。我们谈到科技时常常会认为它代表了一种积极和进步,但在这次疫情中社交媒体却释放出各种假思想、假信息以假乱真。这让我们看到,当科技面对利益时就可能会放弃真理。李博士最后谈到了现代科技语境中自我认知的重要性,强调个体的人离开了精神生活就不能称其为完整的“人”。海德格尔曾经谈到,人只有面对最高存在的时候,与最高存在者就是上帝相遇的时候才能找到自我。人仅仅是与上帝相遇还是不够的,还要像圣经中的雅各,与上帝摔跤、与上帝互动,在不断的被动和主动性互动关系的过程中找到真正的自我。

北京师范大学王天民教授从“人是机器”的哲学命题和“机器是人”的现代热点话题出发,思考科技与人的关系,希望可以对人正确理解和安排精神生活有所启发。王教授认为近代哲学命题“人是机器”突出的是人思维和行动方式中的机械性,近代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哲学流派的共性也在于思维的机械性。自然主义学派强调人的自然性,张扬人的本能欲望,一方面埋下了愚蠢唯物主义的祸根,另一方面导致了纵欲主义的祸水,使人被简化成了只具有单一兽性面孔的物质人、欲望人,使人的精神属性游离隐退。理性主义学派则抬高人以取代神,使人的敬畏意识趋于淡漠甚至泯灭。加之近代以来工业化、市场化、世俗化多重潮流的复合冲击,最终导致了现代人精神荒芜、生命祛魅的状态。现代人希望通过机器特别是智能化设备及其带来的便利舒适填补人的精神虚空,于是现代人的生活步入了“机器是人”的情景和语境。虽然,以智能技术为支撑的现代机器设备具备了很多人的功能,在很多方面能够取代人,甚至机器和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已经接近了人与人的互动,但是机器终归是机器,人是具有精神和信仰生活的高级生命,从这一点上来说机器不可能完全取代人。人的精神生活是以个人为主体的精神的人化样式,是人以身体道,以人道“证成、彰显、昭示”天道的方式。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越是在精神荒芜的时代,越是需要个体的精神“逆袭”。但是“精神”是有之谓无、无之谓有的存在,精神之有无关键是实践和践行,行的出来则有,行不出来则无。《圣经》中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开显精神生活,必须以坚定深刻的信仰为意志依托和动力支持。

南京师范大学董美珍教授反思了当今这样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语境下人的“无知”,并结合自身的经验分享了当如何安置个人的精神生活。对于“无知”,董教授说科技越发达,人却越无知。每一天伴随着蜂拥而至、随手可得的信息,人们看似无所不可知,却伴随着前所未有的无知。到底什么是无知?无知的表现不是没有知识,不是缺少知识,这里的无知显然不同于自然状态的无知,不是基于人类认知的有限而导致,并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可得以消除,即知识必将战胜无知与迷信,而是在知识生产实践和传播过程中由背后复杂的社会原因导致的一种惯性现象,使得人缺乏真知识。这里主要指一种有意建构的无知,无知概念包含“有意”和“无意”,两者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参与产生或维持无知的机制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但一旦事物通过抑制、忽视、保密或压制就成为被选择的无知。现代人的无知很大程度上是被“无知”,是受到某种利益和权力驱使的人为建构,我们需要重视的正是这种积极生产的无知。特别在大数据的帮助下,公众陷入多重无知状态,而又以貌似有知的形态表现出来,最终产生出让人惊讶的对无知的无知。显然,无知需要被探索与纠正。那么,我们当如何直面无知本身呢?首先人必须认识真理。在后现代语境的影响下,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意愿来定义和选择真理,这是人堕落后最明显的表现。实际上靠着人有限的理性和经验,是不能真正认识真理的。但是人也不需要上天入地的去找,真理很乐意将自己启示给人,《箴言》1:20说:“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寻求真理智慧的人只需要“侧耳听”,“专心求”,“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要花时间付代价去祷告和寻找,“寻求它,如同寻找银子,搜求它,如搜求隐藏的珍宝”,像寻宝人那样的心态去花代价寻求。这种寻求和学习就是敬拜,敬拜造物主的过程当中认识这位至高者,向祂敞开自己,去倾听而不是顿悟,不陷入逻辑推理,而是以一颗谦卑敬畏的心,恳求智慧源头的上帝赐下真理,因“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智慧必入你的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智慧必“护卫你”、“保守你”,指引你走义路。走上义路,精神生活就不再虚空饥渴,就有了属灵的分辨力,不再放纵私欲。奥古斯丁说“除非在他那里,我的心总不得安息”,CS路易斯也讲过,人得到世界万物,都不能让人满足。这两句话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人是为另一个世界所造。

结合当前全球性疫情处境,四川大学的查常平教授提出了“元冠状病毒时代”这一新的概念,来定义和预言人们将围绕新冠病毒而发生改变的的社会生活。他以“元冠状病毒时代”为背景,思考了当代科技语境与精神生活的内在关系。作为人们每天面对的“庞大之物”,新冠病毒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人的理智思考力、情感接受力以及意志上的忍耐力。2020年美国出现的“黑命贵”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种影响的回应,是人们在经过在家隔离后所凝聚的力量的爆发释放。所谓“元冠状病毒时代“,指人们未来的一切生活方式都会围绕着新冠病毒而展开,如出门需要戴口罩,旅行需要打疫苗等。在希腊语中,“元”(meta-),也有“后”的意思,同时意味着探究“物之后”的内容;另一方面,“元”也内含“根源”、“原初”等涵义。新冠病毒的全球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生物科技导致的灾难,呈现了科技本身对于人而言的不可把握性。这种灾难对人类未来产生的巨大影响,甚至可以和500年前的宗教改革的结果相比。其第一个表现是,在未来一百年乃至更久的年代里,人的社会性会不断减弱,即以科技为基础的虚拟社会生活将更多取代人的现实的社会生活,比如以旅游、会展等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会进一步萎缩;教会现场的团契与崇拜方式将面临巨大的挑战;第二个影响是人的历史性会衰退,人获得历史性体验的渠道如博物馆、历史遗址、艺术博览会等的集团参观行为,也将更多被以科技为基础的虚拟影像片的观看所取代。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虚拟地周游世界。然而,这些影响仍然能够产生一些正面效应:即人的自我性可能会加强,人作为意识生命体的规定性会在部分人中得到强化。他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才华、观念等投入到自己所执着的沉思与写作上。由于人每天独自面对自己的时间较多,也许未来几十年会出现一些真正的大思想家,阅读与写作对于少数人来讲将成为一种常态。对于教会而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读经、默想、祷告,会更多取代传统的人人关系中的团契生活方式。作为单一信息的接受者,大部分人将以一种本能的生存状态当作自己的意识内容,无聊、空虚将成为这些人的日常状态。他们以玩乐手机的方式虚度自己的每一天。手机娱乐,会成为新兴娱乐业的主体而取代传统的影视业、体育运动业等,演变为人们无法摆脱的一种“手机鸦片”。查教授指出:今天的中国社会,实际上处于一种“混现代”状态,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还有另现代的因素混杂交织在一起。经过这次疫情,有权者将用后现代的信息化技术来强化前现代的成分,日益回归前现代的闭关锁国。现今中国社会,在观念上有可能会回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前,其不同之处仅仅在于:鸦片战争前清王朝是主动锁国,而这一次将是被动锁国。不过,对于知识人而言,其面临的时代难题,依然是如何推动中国社会从“混现代”中挣脱出来进入“现代”,实现国人的生命更新、精神更新与文化更新,进而有份于地球文明的更新。

同济大学的张涵教授从佛教的视角阐释了对科技与人性的理解,并结合自身的修行分享了佛教的精神生活。佛法是缘起法,因此,在佛法中,科技也是一个缘起法,是人心思的显现。佛法看这个世界,所有万事万物都是缘起、都是一个假象,是因缘聚合而成,故而是不确定的。心才是万法的本源,万法唯心造。科技虽变换莫测,但是,不离缘起,如果少了因缘(即条件),就会消失。现在,很多高科技都是对应人心的需求而起的。人心不断有需求,科技就会不断更新,以至无穷无尽,而这种向外的追逐更新,人心的不知厌足,会让人类越来越心神疲惫,自我迷失。佛法的修行就要修心,修一颗禅定的心,“禅定”就是回归人的本性,心不随境转,所谓“人在旅途,心安即是家”。佛法是出世间法,佛教精神生活中的“修心”,如果不具足《三主要道》的基础,是不可能成就的。三主要道是:出离心、菩提心和空正见。第一,“出离心”是指世间是虚幻、无常、苦难的,比如,在当下的处境中,一场病毒瘟疫,就让整个人类都处于惶恐不安之中,被感染病毒的人们面对死亡更是恐惧无助,没有被病毒感染的,也要面对个体的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等各种各样的苦难。诸佛菩萨示显世间,就是引导众生离苦得乐,解脱六道轮回之苦,去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第二是“菩提心”,人有了“出离心”,知道这个世界的苦,就会发起“菩提心”,帮助众生从苦难中得到解脱。第三是“空正见”,是指要证悟“空性智慧”,看透个世界是假的、缘起的,人所追求的功名利禄、财富、爱情等等都如梦幻泡影一般,美丽而虚幻不实,人们把宝贵的生命投入进去,终将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所以人看透了,觉悟了,就远离颠倒梦想,放下对此世的执着,发“菩提心”,在有限的时间里行“六度”、度众生,在不断“闻、思、修”的过程中,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最后张教授分享了自我修行中“修忏悔”的重要性,并强调在“实修”中积累福德资粮,做善事积功德,为度化无量无边的苦难众生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求生西方极乐净土,去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究竟成佛。这是大乘佛法的根本。

东北大学的王健教授从技术异化的角度,讲述了对科技语境和精神生活的理解以及对其关系的思考。首先科技的迅猛发展已经被人当作现代世界的一种神圣力量,如哈贝马斯所说“科学技术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温纳等一些人则认为科技已经成为一种意志和权利,《人类简史三部曲》系列甚至揭示说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的到来,人类存在的所有状态都可以被科技进行还原。但是当人以为靠着科技的力量可以解决任何问题时,上帝却藉着疫情跟人类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全球面对小小的病毒毫无办法。人永远也不会高过造物主。在一个几乎被数据信息所统治的世界,人能守住的本质和存在,就是信仰。但是科学技术和人的精神仍然是相关联的。人的精神有一种类似于神性的自我完善、自我成就的力量,其表现形式就是群体和个体的精神活动和因之而出现的产品,比方说文学、艺术等。科学技术也是人精神活动的被造物,应该被置于创造者,也就是人身上神性的或者精神的力量之下。这样,科学和人的精神现象就有了几种不同的关系:科学技术只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为了完成人的目标或价值设定的工具;但伴随着人类的狂妄自大,原本只是工具理性的科技出现了挤压精神生活的异化。从文化角度看,科学技术是水平文化形式,使人类的欲望、活动的疆域扩展,但是不能够像精神生活那样,使人有一种垂直的沉淀性、生根性,所以科技发展越快,人越是空洞虚无。

华中基督教会的叶彼得牧师分享了在疫情隔离的特殊时期,教会使用科技社交手段,在精神生活方式上所做的调整和应对。首先教会在疫情爆发期间停止了实体聚会,使用了多个平台进行线上视频敬拜,信徒可以打开摄像头彼此问安,虽不在教堂,但还是有一些真实“聚会”的感受。与传统的实体敬拜相比,这种线上敬拜的方式也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以前因为交通或疾病等原因不能参加现场聚会的信徒,现在基本上都能来了。其次,疫情期间教会运用科技通讯软件建立和巩固了晨祷群体;教牧会议也可以有规律的正常召开了。再次,教会微信公众号做得更好、更新频率更快了。因为不能见面,教会更加注重藉着网络巩固、学习神的话,信徒也更珍惜教会的精神食量的供应,比如有的教会开展网上的的“每日灵粮”打卡和共同体的读经生活;牧者也积极撰写文章,此举既牧养了信徒,又在公共领域传扬了福音,感觉教会的宣教相比疫情之前,反而有了一种复兴。疫情期间,教会的讲道内容很快就针对性地调整到关于苦难、安慰、复活、盼望等相关的主题上,为疫情期间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和帮助。但线上聚会也带来一些问题:一是线上敬拜时,信徒之间缺乏彼此的连接,也没有在教堂时的纪律感,比如有人据说是躺在床上听道的;二是牧者也有不能面对面去关怀信徒的忧虑,毕竟牧者的讲道不是脱口秀,信徒听道不是只为了振奋和感动,而是需要去行道的,需要在真实的生命交往中见证福音的大能和上帝之爱。尽管有这些问题,目前信徒们已经适应了运用视讯科技软件的聚会方式,也希望能保留这种方式。

华南师范大学张涛博士,分别从科技思想史、科学哲学的角度,探讨了科技、人文和信仰三者的关系,指出人与技术是不可分离的,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技术,人类文明史也就是技术使用史。首先,从科技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现代科学的诞生取决于科学方法、科学仪器等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亚里士多德把使用技术视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受此影响,培根发明《新工具》,笛卡尔撰写了《谈谈方法》,由此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科学史上注重实验传统的英国首先发生了科学革命,法国则注重数理传统,而到了十七世纪末,英法德等国都开始注重实验和数理传统,现代科学逐渐成熟。其次,当代技术哲学家,也从各自角度论证了人与技术的共生关系。胡塞尔论证了数学化是现代科学的根本特点;海德格尔指出了技术的本质是一种解蔽方式;埃吕尔指出我们已经处于技术环境之中,甚至是受技术环境所控制的;芒福德提出了“社会技术”“巨技术”等概念,即人的社会组织形式也是一种技术,比如民主体制;杜威实用主义技术观认为,人类个体天生就是使用技术的有机体。通过对科技思想史、技术哲学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新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使得人类知识发生了变化;第二,现代科学是依赖实验技术和数理技术的产物;第三,人具有集一切于自身的特性,人天生是使用技术的动物;第四,人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技术;第五,人类依靠技术而知,依靠技术而科学。因此,既然人所有的认知都需要技术,那么信仰当然也需要技术。读经、团契、敬拜、默想等礼仪是信仰的传统技术,是成熟的、稳固的、体系的;而在疫情期间使用的Zoom等软件,则是信仰的新型技术,其有效性还需要探索。面临新的科技时代,信仰与科学技术之间要怎样去建立关系?结合教会历史来看,这首先取决于如何面对这种关系。这需要探讨,更需要有人去积极地承担这样的使命,因为新技术的使用总要面临试错的过程。

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结合当代科技语境反思了现代人的精神现状,并探讨了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及其出路。刘教授指出在科技语境下,技术化生存即媒介化、表象化、碎片化等是现代人精神生活的总特征,花样繁多,但内容空乏,失去自我,人类已经进入总体性的精神危机当中,特别是在这次全球性疫情大灾难中,某些人的幸灾乐祸、推脱责任和不肯反思,更是表现出一种无精神的状况。可见,在科技语境和全球疫情的处境中,精神生活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的能力和破坏力的增长速度太快,物质的尺度使人已经不由自主地滑向深渊,导致虚无主义盛行,整个社会呈现强烈的末世感状态。具体到当下中国人的精神危机,则信仰与宗教的传统以及中国文化中的某些传统开始具有了独特的精神价值,特别是作为外来文化的基督教和佛教,给个体的精神提供了非常系统的生活方式。佛教开启了中国系统的心性文化,基督教带来了中国系统的灵性文化,这些外来文化没有取代反而提升了中国文化,也是当前中国精神危机中最需要的。而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来看,中国文化虽然外在地变来变去,而骨子里最根本的还是法家传统,我们需要借助外在成型的系统的基督教这种新力量的导入,改变中国社会运行的结构和规制模式,使中国文化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这也是今天基督教对于中国的独特价值。刘教授最后强调了三点:第一就是信仰对启蒙具有重要的价值,要使中国人成为“人”,必须通过启蒙来建立现代个体人格;第二就是政教分离,这是已经成型的现代制度模式,不能把制度信仰化;第三是个体要过有宗教和信仰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在当前技术能力过快增长的情况下,失去内在精神尺度和约束,人就容易成为被欲望驱使的魔鬼,成为自我毁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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