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元或许是人类文明的整体走向，不可避免，中国已经拥有文化多元的境况，并且还在继续深化的过程中。但是，西欧、美国等地的多元文化状况正在面临一些挑战，也形成了一些不同的景况。多元文化是如何形成的？是由什么力量推动的？人们应该如何做出自己的文化选择？应该对多元文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具体到中国的国情，应该如何处理多元文化的问题？

2015年4月25日，“多元文化及其挑战”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王天民教授，湖北文理学院刘光耀教授，旅美华人乔宁、王冀荣夫妇，中国政法大学张秀华教授，《哲学研究》杂志社黄慧珍编辑，武汉大学周玄毅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王立志副教授，辽宁师范大学张爱军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谢爱华教授，北京化工大学郭菁副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周华教授，以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的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王忠欣博士以《查理周刊》事件为导引，首先做了主题发言。王博士提到，2015年1月7日，位于法国巴黎的讽刺杂志《查理周刊》总部遭到了恐怖袭击，造成1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由此导致了欧洲社会对多元文化的广泛讨论。文化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一方面，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地域，例如，中华文化产生于中原地区；另一方面，文化之间又能相互传播、转移和渗透，从而形成多元文化。多元文化的境况在西欧、北美、澳大利亚等地最为突出，并由于移民的影响形成了多元族裔的状况。美国本身是移民国家，多元文化一直是其典型特征，你的左邻右舍很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在西欧，由于大量接收国际难民，主要是伊斯兰教信仰的难民，造成了目前的多元文化现状，例如，法国的穆斯林人口也已达600万，占法国总人口的10%以上，因此，“目前的欧洲已经不再是欧洲人的欧洲了”。这种多元文化或许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多元文化又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走向：一种是积极地融入多元文化，从而使得社会充满活力；但是消极的多元文化会造成文化冲突，例如，在欧洲，一些穆斯林形成了城中村，他们对当地文化存有抵制和戒心，力图保持自己的特点和传统，甚至出现了一些诸如《查理周刊》事件之类的暴力恐怖事件。多元文化发展至今，使得美国和西欧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策略，这种多元文化还能坚持多久？几十年的多元文化“实验”是否已经宣告失败？这是目前摆在欧美国家面前的挑战。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起逐渐形成文化的多元，目前在中国存在的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文化、以及当代和后现代的文化，在客观上形成了文化多元的景象。中国目前的挑战是试图定某一种文化或思想为一尊，而排斥其它的文化与思想，这种做法不利于文化的多元与繁荣。

刘光耀教授认为“多元文化及其挑战”这个话题指向两个层面：1. 政治层面，挑战的是权力机构；2. 个人生存层面，挑战的是个人的价值取向。这种多元文化，是基于二次大战之后对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反思而逐渐形成的，这种反思指涉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政党到底有没有权利去摧毁自己不喜欢的、认为是劣等的文化？在中国，也有自己的反思，那就是文化大革命，以文化的名义来反对和摧毁权利机构所不喜欢的东西，造成了十年浩劫。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即权力机构没有理由来摧毁他人。既然如此，那么政府就有义务来保障不同文化平等存在的权利。当个人做出某种文化选择时，一方面每个人的选择都是自由的，但是另一方面，每一种文化在起源上都是与宗教和信仰相关联的，都有一个神圣的维度。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你做文化选择的时候，要首先反思你所选择的文化的根源是什么，否则就容易流入碎片化和空心化。因此，在政府给予个体文化选择保障的前提下，个体的责任就更大了，他需要进行文化比较、价值比较和宗教比较，以选择一个好的、正确的、有价值的文化。

旅美华人乔宁先生举了一个真实的例子来讨论这个话题。他在波士顿结识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其中一位男生非常优秀，后来成为了一名基督徒。然而尽管他已经二三十岁了，可是却还没有完全“断奶”，对父母的依赖性很强。虽然有许多女生倾心于他，可是他的择偶问题至今没有着落。有一个很优秀的女生与他相处的很好，可是这个女生的个子不高，这便导致他迟迟不做决定，理由是为了下一代。在这位男生身上就表现出了多元文化的冲突，基督教文化教导人长大后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合为一体，可是这位男生还是很依赖于父母，甚至他在择偶问题上也受到了儒家文化、科学主义的影响。这个案例大概反应出了多元文化在生存层面上对个体的影响。

辽宁师范大学张爱军教授根据他多年的研究，介绍了目前国内微博圈子里的文化冲突情况。在微博圈子里，存在“毛左”和“右派”两个阵营，前者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特点，后者比较崇尚民主和自由，前者骂后者是卖国贼，后者则强调自己是理性爱国。双方的争吵并不能达成和解，最终以“价值撕裂”的状态收场，双方互拉黑名单、不再沟通。在微博领域，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文化冲突现象，那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东西无法灌入到微博里来，无法通过微博发挥作用，并且一旦发声就会引起反弹，会引起“左”、“中”、“右”三方的共同指责。另外，中国的网民表现出了比较突出的“价值分裂”现象，网民一般没有自己所一贯坚持的价值立场，往往是就事论事，这次可能支持民主，下次就可能支持民族主义。张爱军教授认为，微博圈里的“价值撕裂”和“价值分裂”现象可能反应出了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然而究竟如何避免这些文化冲突还未可知。

中央民族大学谢爱华教授引用《查理周刊》事件之后一位西方学者的文章来讨论这个话题，以指明言论自由及其底线的问题，“多元文化的环境下，真理是相对的、互动的。我们当然不确定哪一方是绝对的正确，但是如果有一方是用暴力的方式来封锁另一方的言论自由的话，恰恰就表明你就有理由大声地喊出你的声音来，你不移开你的枪口，我就不放下我手中的笔。”谢教授提到，中央民族大学的建立初衷本来是为了营造多民族之间的沟通，然而事实上却强化了各民族的民族意识，一些学生在上学之前可能对本民族的文化并无特别的意识，但是通过与其它民族的比较却反过来加强了自身的民族意识。

天津师范大学郝岚教授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虽然最近一些著作、言论使得我们对阿拉伯世界存在着一些误解，但是如果没有阿拉伯文化则久不会有文艺复兴。《创造性破坏》一书在讨论多元文化时提到，多元文化对人类的贡献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例如一本书的文字、印刷术、编码等都是多元文化的互动结果。因此，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消除文化之间的隔阂是非常重要的。

黄慧珍编辑从政治学的角度剖析了这一话题，她认为目前西方的政治已经非常成熟，实现了从“有脸”到“无脸”的转换，其看似文明的背后有许多不文明的东西存在，这便成为了后现代哲学家探讨的主题。然而我们国家的政治还相对比较低级，于是导致了当意识形态在简单地介入社会时，就出现了张爱军教授所谓的“左”、“中”、“右”都不买账的尴尬状况。并且，我们国家对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张力问题处理得并不恰当，本该由社会来处理的问题经常由国家来干涉，而社会也经常越界来干涉国家的工作，这便引发了许多问题。从个体生存层面来讲，多元文化时代所蕴含着的多种可能性，对个体的判断力和政府的判断力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知识分子的判断力也不再那么可靠，例如，作为一代哲学大师的海德格尔，却选择了与纳粹主义站在一起，非常令人震惊，这才导致了他的学生和情人阿伦特晚年转向了对判断力的研究。因此，在多元文化时代，真理被解构之后就成为了垄断的代名词，而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常识、交往和协商就变得尤为重要。

中国政法大学张秀华教授以“多元文化与文化生态”为线索分析了“多元文化及其挑战”这一话题。张教授指出，要建设一个好的文化生态，需要处理好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意识形态文化与社会精英文化的关系。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应该以精英文化主导大众文化，应该以价值理性或交往理性主导工具理性，应该形成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精英文化的良好互动。这从根本上反映出了在方法论上的冲突，即整体主义的方法论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的矛盾，前者强调解释上的优越性和主导权，后者则强调在整体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个体的存在和心理感受。当前者的霸权和强力没有给后者留下足够的存在空间，以至于当后者无法再承受时，就容易爆发冲突。因此，《查理周刊》事件看似是一个宗教冲突，其实还是这种整体与个体的冲突的体现。一个好的文化生态的形成，需要市民社会的孕育，使得文化自身按照自己的发展轨迹自发生长，否则就容易坠入以单一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畸形文化。因此，对中国来说，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应该同步，从而形成良好的文化互动，最终才能形成良好的文化生态，并最终良好地应对多元文化的挑战。

武汉大学周玄毅教授认为，多元文化的真正挑战其实是多元文化内部自身发展出来的，以《查理周刊》事件为例，不管是中国官方强调的“尊重对方的信仰”，还是西方媒体强调的“言论自由”，还是恐怖分子所宣扬的“要尊重穆斯林信仰”，都是打着多元文化的旗号进行的。这似乎形成了一种“说谎者悖论”，使得解决多元文化的冲突陷入窘境：一方面，了解对方的文化，并不代表着能够化解文化冲突，因为许多恐怖分子要比我们更了解西方文化，但是越了解却越导致了仇恨；另一方面，文化隔离的手段也不能化解文化冲突，文化隔离是自然选择的机制所自然延伸出来的，不管是维持隔离还是打破隔离都无法从根源上化解文化冲突。从逻辑上讲，“集合中的任何一个元素，都不能发表对集合的普遍性的否定的论断”，因此需要一个超越于集合之外的东西来对集合进行判断。因此，要破除文化多元冲突的悖论，也要寻找其一元论的根基，这个根基从历史上讲来源于基督新教，但是它却已经成为了普适性的东西，已经不再单单属于基督新教的东西。因此，打破文化多元的冲突悖论，就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这一普适性的根基来解决。

北京师范大学王天民教授认为，虽然文化的划分方式有很多，但是在当前的情境下，应该根据历史和当下相结合的逻辑，划分为“传统的精英文化”与“现代的大众文化”。这种划分意在表明，传统的精英文化已经失落了，而大众文化已经泛滥。近代理性主义获得了霸权之后，使得神圣的、信仰的维度丧失掉，而个体的绝对意志自由得到弘扬，但却最终使得个体陷入了相对主义的陷阱。因为现代社会所推崇的理性主义，也不过是要求人按照机械的自然律来重新安排生活，即按照本能的生物需求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就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从而导致了个人与自身的冲突、个人与个人的冲突、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以及表现为多元文化的冲突。正如马克思所说，“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这种多元文化的道路或许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的道路，多元文化需要被超越，也一定会被超越，但是这种超越不是回归于封建的独裁专制，而是需要每个个体重新做出某种文化选择。“人是信仰的动物”，在这种选择中，人需要重新寻回自己的精神颐养，以治疗自己的精神疾病和社会的生物疾病。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立志教授认为，“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宽容是自由的前提，只强调自己的自由而不宽容他人的自由就难免发生冲突；再者，不宽容就会产生恐惧，有恐惧就会产生仇恨，紧接着也会发生冲突。他引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张申府、梁漱溟、汤用彤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一文中的观点，认为文化与文化的关系会经历“接触—冲突—融合—新生”四个阶段，历史的规律大体是这样的。在这种历史规律之下，我们若想解决多元文化的冲突问题，需要回到各种文化的源头之处，因为“资之深才能左右逢起源”，并且“真正的文化活动是在安身立命处寻求”（许倬云），解决多元文化冲突问题需要深通，即在深处相通，以寻求多种文化的相同和相通之处。《道德经》云：“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我们每个人都有病，每个人都需要给自己治病，而治病的最佳药方就是读经典，比如，要了解基督教需要读《圣经》，要了解伊斯兰教需要读《古兰经》，要了解我们中国文化就需要读《论语》。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该多读点经典。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的周华教授从中西医比较的角度和信仰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在华西成立之初，当时的中国人对西医存在误解，认为西医是挖人脏器的罪恶场所。后来经过历时的考验，西医在中国蔓延开来。然而作为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中医依然在发挥着它的作用，中西医能够互相借鉴地服务于大众，这大概也为多元文化的冲突情况提供了一个案例。从个人信仰的角度上讲，周教授认为文化的产生起源于巴别塔之后的多种语言，每一种文化背后都是不完善的人在起作用，如果想实现多元文化的融合，即找到周玄毅教授所提到的一元的根基，就需要回归到这些文化背后的创造者和掌权者，那就是上帝。北京化工大学郭菁教授介绍了犹太哲学家列维纳斯的经历和哲学观点，列维纳斯本身处于多元文化的冲突之中，他自己的哲学便强调他人的刚性存在，自己要回应对方，而不是同一对方，要解决文化冲突问题，需要由同一思维转变为责任思维。

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在发言中再次提出了“森林伦理与文化多样性”的观点，认为文化为了保持它自身的生态应该是多样的，单一的文化会陷入危机。在这种意义上来看，中华民族是个应许之地，例如，唐宋年间佛教融入东土，最终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当前，基督教文化也正在涌入中国，它来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成就。因此，我们应该先“放眼世界”，才能真正地“胸怀祖国”。在大数据时代，中国人如何寻回自己的灵魂问题越来越窘迫，当前中国的贪腐程度几乎与级别成正比，这种状况必须要改变。当前中国正强调“中国梦”，然而这个梦不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Local Dream，而应当是一个Global Dream，只有努力地承担起全人类的责任，中国人才能寻回失丧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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